被低估的孙权北伐：与诸葛亮“六出祁山”齐名的东南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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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朋有知道诸葛亮为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领兵北伐“六出祁山”，而作为盟友的东吴好像一直没什么动静，掀起风浪较大的一次还是孙权领兵10万攻合肥，被张辽乘立足未稳率800人击溃，从此喜提“孙十万”之名。

其实，孙权也曾多次北伐，屡败屡战，堪称“东吴的执着与无奈”。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悲壮传奇相比，孙权的北伐显得更为现实、多变，却也屡屡受挫。这背后，是地理、国策、实力与运气交织的复杂图景。

▎孙权五次北伐简史

1. 第一次（208年，合肥新城之战）

• 目标/过程：孙权打开扬州战场，亲率大军北攻九江郡的合肥，张昭率军袭击九江郡的当涂。

• 结果：围城百余日，雨下不止城墙将倒，破城在即。蒋济派人送信到合肥诈称援兵步骑四万将至，被孙权军截获信函。孙权信以为真，撤兵。

2. 第二次（213-214年，濡须口之战）

• 目标/过程：孙权濡须口以7万军抵挡住了曹操的40大军。期间，孙权亲往曹营探查虚实，曹操下令放箭，射满一侧，孙权令掉转船身受箭，保持船身平衡，全身而返。曹操看到时只能望江兴叹。这是演义中草船借箭故事的原形。
  

• 结果：双方相持近一年，西北韩遂马超起兵，曹操亲往御敌，派张辽、乐进、李典三位领兵驻守合肥牵制孙权。
  

3. 第三次（215-216年，合肥新城之战）

• 目标/过程：孙权趁曹操忙于北方战事之际，派5万兵力出击合肥，张辽等人英勇作战，终使孙权连攻3月不下，被迫撤军。
  

• 结果：张辽威震逍遥津，大破孙权军。“甘宁百骑劫魏营”也发生在这一阶段。孙权险些丧命，自此以后孙权不再亲至一线领兵作战。

4. 第四次（228年，石亭之战）

• 目标/过程：与蜀汉呼应，以鄱阳太守周鲂诈降为诱饵，诱魏大司马曹休深入，于石亭设伏。

• 结果：大获全胜，魏军损失惨重，曹休羞愤而亡。此战是孙权最成功的北伐，震动曹魏。

• 后续：陆逊建议乘胜进军，被孙权谨慎叫停，错失扩大战果良机。
  

5. 第五次（233年，合肥新城之战）

• 目标/过程：响应辽东公孙渊，亲征合肥新城。魏将满宠早有准备，在淝水设伏。

• 结果：吴军先锋遭重创，又遇瘟疫，孙权无奈退兵。
  

6. 第六次（234年，合肥新城之战）

• 目标/过程：与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五丈原）战略呼应，再度亲率大军围攻合肥新城。

• 结果：守将张特以缓兵计诈降，坚守待援。久攻不下，得知诸葛亮病逝，魏援军将至，孙权下令焚营撤退。
  

7. 第七次（241年，芍陂之战）

• 目标/过程：全琮攻淮南，诸葛恪攻六安，卫将军朱然等围樊城。初期在芍陂击败魏军。

• 结果：魏太傅司马懿亲征，迅速南下，吴军各路均无突破，全线撤退。
  

8. 第八次（253年，诸葛恪北伐）

• 目标/过程：孙权死后，权臣诸葛恪为立威，倾全国之力二十万大军，再围合肥新城。

• 结果：魏将张特、司马孚等死守，吴军久攻不克，瘟疫流行，伤亡惨重，大败而归。此战耗尽国力，直接导致诸葛恪倒台。

▎屡战屡败的深层原因

1. 地理困境：一道跨不过去的“淮河天堑”

• 核心难题：东吴的根本优势在水军，但北伐需深入淮北平原，水军优势无法发挥，必须以己之短（步兵、骑兵）攻敌之长（中原骑兵）。

• 补给噩梦：淮南水系复杂，运输困难。一旦战事拖长，从江南经邗沟、中渎水北运粮草，效率低下，极易因夏季洪水或冬季干涸中断。

战略摇摆：在“扩张”与“自保”间挣扎

• 核心目标模糊：孙权北伐的核心目的，并非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终极理想，更多是以攻为守，伺机扩张。若遇强阻或高风险，保存实力优先，缺乏决死一战的决心。

• 缺乏持续性：除最后一次外，北伐间隔长，每次更像独立的战术行动，而非连贯的战略推进。石亭大胜后立即收兵，就是典型例证。

对手强大：曹魏的“淮南铁壁”

• 顶级防线：曹魏始终将淮南视为防御重心，派驻满宠、刘馥等能臣干将，将合肥新城修筑成难以攻克的堡垒。

• 反应迅速：中原四通八达，曹魏中央精锐骑兵可快速增援（如司马懿援救樊城），而东吴劳师远征，利于速战，最怕僵持。

内部掣肘：江东政权的“天花板”

• 兵制局限：东吴军队多由豪族私兵部曲组成，将领更在意保存自家实力，攻坚意志和协同作战能力常受制约。

• 后顾之忧：山越叛乱、荆州上游防御（防蜀）、后方交州稳定等，都分散了其专注北伐的力量和注意力。

▎区域政权欲突破地缘的反复试探

孙权的北伐，本质是一个地域性政权试图突破地缘天花板，在现实中不断碰壁的过程。它不像诸葛亮的北伐那样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而是现实主义的反复试探。

其“屡败屡战”的动力在于：北伐是维持江东政权内部凝聚力、彰显自身正统性、并寻求哪怕一丝破局可能性的必要手段。即使不能成功，也能以攻势巩固防线（保住长江），并成为与蜀汉同盟、对内立威的政治筹码。

因此，孙权的北伐史，是一部清醒的、功利的、受制于现实的扩张史。它揭示了在三国鼎立中，东吴为何最终选择了最务实的道路——无法统一天下，便竭力经营好东南一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