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子过成路

我是九七年生的，长在桂林偏远的一座大山里。偏远到，再翻两座山，就能到湖南。

父亲在分家抽签时，抽到搬离老屋，自己修房的签。于是他与母亲借遍亲戚，找人换地，背了债，修了三间粗糙的水泥平房。在村里那条小路上，我家是第一户起平房的，却因此成了全村倒数第二穷。

我记事得极早。三岁就记事。

父亲为了还债、养活一家几口，常年不在家，外出与人进林场砍树，卖力气，灌阳话叫“搞厂”。

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两个拖油瓶，在家操持田地。日头出山，日头下山，她扛着锄头，披着蓑衣，风里来雨里去；

她爱干净，在家从不打赤脚，却每天赤脚踩过村口池塘边的泥泞，走过一道又一道的田埂，把青春浸在那片土地里。

我跟姐姐爱感冒，一到晚上发烧。她就背一个，牵一个，打手电走夜路，带我们去隔壁村看医生。

有个夜晚我记得月亮特别亮，照得那段夜路都亮堂堂的，母亲背着我，牵着姐姐，她大声唱着歌给我们听，还告诉我们走夜路不要害怕。

长大后才想明白，小孩子只要待在母亲身边哪里知道害怕，是她在给自己壮胆……

母亲说起那段岁月，苦啊，苦得让人觉得没有尽头。

我再大一些，开始跟着姐姐学做事，用吃奶的力气劈细柴，烧火煮饭，洗衣服扫地更不在话下。姐姐砍猪食时，我就蹲灶前生火。

春季插秧，我跟姐姐在苗田里把秧苗扯成一捆捆，方便父母挑去其他田里插秧；

夏季搞“双抢”，稻子我得割两三次，才能割倒。割完之后，每天还得趁着日头最大的中午去翻面，让它们晒干得更快，这样挑起来轻松些；

我们还会提起小竹篮，到别人田里，拾那些遗落的稻穗，长的短的、沾着泥土的，拿回家喂鸡喂鸭。

秋天的闲暇，我们去帮村里种果子的人家，装透明袋，一天的费用五毛到一块钱。

我们一家并不是懒惰的人，也铆足了劲在那一亩三分地里辛勤耕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可仍旧是穷。

穷到儿时最怕的事，是吃饭时有其他人来串门，这样他们就会见到我家的铁锅里那不见荤腥的饭菜。偶尔煮个鸡蛋就算荤菜，一个鸡蛋，我与姐姐两个人吃。

她吃白我吃黄；她吃黄我吃白。

而父母最怕的事，是过年。过年意味着要花很多很多钱去购置年货，给晚辈封红包，用好酒好菜招待亲朋。

不过此类种种，幸亏母亲精打细算，日子倒也过得去，只是注定要多吃些苦头罢了。

苦也算苦，不过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在苦中发现细小的快乐，用细小的快乐去稀释生活的困苦。

有年夏夜，父亲他半夜突然到家，我冲去抱他。他从包里掏出几毛钱的六点半豆奶，还是冰的。他说太晚没有车，又想我们，于是走了夜路。那时五六岁，一包冰豆奶的甜，让我记到现在。

一年冬日，父亲带我去山里挖地，生了个小火堆，从兜里掏了些马蹄、橘子，让我坐在一边烤着吃。烤马蹄冒着热气，我双手倒腾着拿给正在挖地的父亲。他说：“仔长大了，晓得体恤爸爸了。”

等和姐姐到了上学的年纪，他就不再外出“搞厂”，在家开始跟人学砌墙，陪我们长大，时不时给几毛钱买零食。

母亲呢，很严厉，我和姐姐便怕她，她不像父亲那样直接表露情感，以至于她的许多好，长大后想起才恍然发觉。

我自读书起，每个学期都会比别的同学多一些课外教材，比如《一点通》《黄岗试卷》……家里明明经济不好，她总是会托人买这些，别人放学玩时，我却要完成额外的作业；

她限制我跟不同的朋友玩。特别是村里比较“顽皮”的，要是被她发现了，回家往往少不了一顿批；

不给我乱花钱；

不准我打牌；

不准我随意在别人家过夜；

去哪里玩必须征得她同意，且太阳下山前必须回家；

当我像其他小孩子不经意说脏话时，会掐我嘴巴……

小伙伴们都怕来我家，说我家有只母老虎妈妈，说我不自由。

可当我吐露起生活中的苦闷和心声时，她又会很耐心的听我说，然后和颜悦色跟我分析。初中班主任告诉她，我好像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她没有如临大敌，还会笑我，然后认真跟我说喜欢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

这一切的一切是伏地蔓延的藤蔓，用十多年的时间缓缓缠住我的脚踝，让人无数次在深夜里想起时，甘愿做一位刻舟求剑的旅者。

母亲的白发，是在哪一年就忽然覆过黑发的，我说不上来。她仍不习惯性打赤脚，而房间里的柜子还摆着我那一沓已翘边的奖状。

父亲还在砌墙，他的腰没被砖石和岁月压弯，走路还是立得直直的，还像年轻时别人说的，他昂首挺胸，撑起了一个家。

母亲那些曾让我觉得不自由、没面子的规矩，替我构建了一副成型的骨架，支撑起我。或者说，她在我生命里砌起了一道挡风的墙，墙内的我才会拥有干净的言语品行，对文字的热爱。

大抵是她早就知道外面的风雨很冷，只能用这种最笨拙也最直接的方式，把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铠甲，一件件穿在我身上。

偶尔的深夜，梦里会回到那条夜路，我伏在母亲背上，听她大声唱着歌。她背着我，牵着姐姐，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路好像没有尽头，但她的背很暖，天上的月亮也很亮，足以照亮前方模糊的田埂，同时也能照亮此后许多年里，我独自走过的、所有难熬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