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青年发展，打造面向未来的中非人才生态

编者按：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人民友好是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人文交流是中非世代友好的动力源泉。在中非开启外交关系迎来70周年之际，以人民性、交融性、共享性为导向，着眼文化、科技、民生、绿色发展等各领域交流，汇聚青年、妇女、媒体等各方面力量，推动中非对话合作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环球南方对话”系列的第六期，我们邀请多位中非专家学者，围绕“共促青年发展，打造面向未来的中非人才生态”展开讨论。

非洲青年潮，有待释放的战略性资产

高畅（奥古斯坦·F·C·霍尔，厦门大学荣休特聘教授）：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月，非洲人口已突破15.7亿人，自1950年以来增长了近600%。预计到21世纪末，非洲人口将达到40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38%。

然而，非洲各地区的人口分布和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中部非洲人口增长最快，增长率达3%，其次是东非和西非。从人口规模看，东非占比最大（33%），其次是西非（30%）、北非（17.83%）、中部非洲（14.16%），南部非洲最小（4.8%）。人口年龄构成更是尤为特殊——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预计到2050年，15岁至34岁年龄组人口比例将达到73%……对于非洲而言，如此多的充满活力的青年，究竟会成为帮助非洲开启发展飞跃的翅膀，还是一颗定时炸弹？

马莫·穆奇（南非茨瓦内理工大学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非洲正经历深刻的人口转变，为其带来了“一代人仅有一次”的宝贵机会，以利用人口红利实现加速经济增长。

具体而言，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当一个国家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儿童与老年等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变得更大时，所释放出的经济更快增长潜力。随着出生率下降，腾出了更多社会资源，转向对人力资本和生产率进行战略性投资，形成一个促进经济繁荣的临时机会窗口，以支撑明智的政策与就业创造。抓住这一机会并应对人口转型带来的新挑战，需要前瞻性的政策来妥善管理增长中的人口动态。

然而，非洲在获取人口红利方面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生育率下降缓慢、就业创造不足（尤其在制造业）、教育质量薄弱、劳动力技能错配、治理薄弱与官僚主义、卫生及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政治不稳定与频繁的冲突，以及对自然资源等大宗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些结构性障碍，阻碍了有利的人口结构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与创新。因此，若不解决这些问题，青年人口的膨胀将不是“红利”，而可能演变为挑战。

王进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者、非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非洲当前的人口结构呈现出若干鲜明特征与发展趋势。一是其人口面临突出的“青年膨胀”与劳动力快速扩张。未来几十年，非洲适龄劳动人口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全球占比上都将显著增长，这使得非洲将成为全球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核心集聚区。

二是非洲的人口转型进程并不均衡——生育率下降与抚养比改善在不同国家和次区域进展速度不一，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异质化的“人口机会窗口”，也就是部分国家已进入能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窗口期，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尚未进入。与此同时，非洲总体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将翻一番。这既为经济发展带来了集聚潜力，也给住房、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

相应地，非洲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两大关键趋势的制约。一方面，非洲的结构转型落后于人口的变化。现代化的本质是生产力转型，劳动力需要从低生产率活动向高生产率部门和企业转移。但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性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创造速度，这构成了非洲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瓶颈。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仍然是非洲获取人口红利的硬性约束。基础教育质量普遍薄弱，直接削弱了劳动者的可培训性，也延缓了企业培养本地化技能岗位的速度，从而进一步限制了生产率的提升。

保罗·弗林蓬（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非洲如今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这一人口现实既意味着机遇，也带来了紧迫性。然而，一个更根本的要点是：青年并非需要管理的负担，而是有待释放的战略资产。

非洲的青年挑战常被误解为人口规模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系统协同的挑战。过去20年，非洲国家扩大了教育和网络普及。入学率提高和数字接入增加，使青年能够参与创业和数字服务。然而，这些成就并不总是伴随着能吸纳新劳动力进入市场的生产部门实现相应扩张。许多非洲青年虽辛勤工作，但仍主要从事低生产率和非正规的活动。这反映出经济仍处于向更高附加值生产转型的过程中，而不是青年不努力或缺乏抱负。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非洲有多少年轻人，而在于是否存在适当的体系，将青年的潜力转化为生产力、创新力和领导力。人口本身不会带来发展、释放红利，更要紧的是战略。而这正彰显了非中合作的特殊相关性。中国在大规模技能发展、产业转型和长期规划方面的经验具有独特的优势，非洲应加以参考，将年轻人口转化为青年发展与现代化的强大引擎。

在青年发展上，非洲可从中国汲取宝贵经验

高畅：非洲大陆收获青年潮人口红利的必要前提，是推进一体化。非洲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前往欧洲的悲剧是一个警钟。如果能将这一新的人口维度纳入集体规划，非洲大陆的复兴就有希望。对非洲青年进行战略性投资，对于非洲从人口红利中受益至关重要。54个国家各自为战，力量实在是太分散了。

非洲人如何看待非洲，是衡量大陆情绪的重要晴雨表。一份2025年10月发布的民调，采访了来自非洲大陆主要区域10个国家的1.2万余名成年人。调查发现，受访者绝大多数对自身及国家的未来持乐观态度（70%乐观，25%悲观），性别差异不显著，但国家间差异显著。最乐观的国家是埃及、加纳和尼日利亚（90%—75%），较不乐观的是埃塞俄比亚和南非（59%—57%）。要使这种乐观情绪得以实现，必须制定一系列覆盖就业、教育等领域的长期战略。

保罗·弗林蓬：在非洲联盟的非洲大陆蓝图《2063年议程》中，清晰阐述了非洲应对青年发展的长期方针。其核心愿景是：一个青年受到良好教育、掌握技能、获得生产性就业并积极塑造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非洲。简而言之，是让非洲青年从发展的边缘走向核心。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这一愿景注入了新动力。通过创建单一大陆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为青年主导的企业——无论是在制造业、农产品加工、数字服务、物流还是创意产业，提供了跨越国界发展的途径。如今，青年企业家可以超越狭小的国内市场，为区域价值链设计业务。同时，非洲大陆自贸区也通过对贸易便利化、标准合规、运输等领域技能需求的增长，支持青年就业。

《2063年议程》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共同标志着从愿景到行动的转变。它们强调了一个核心观点：非洲的青年红利不仅需要通过国家政策来实现，更需要通过将青年与更广阔市场、更深价值链和共同繁荣连接起来的大陆一体化来实现。

马莫·穆奇：非洲可从中国在青年发展方面遵循的发展、现代化及人口红利战略中汲取经验。例如中国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就是通过协调实施配套政策，推动教育、健康、就业及社会融合团结等领域的全面包容性增长。

非洲也要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学习中国聚焦并应用青年职业培训的青年发展战略，从而培养出爱国、有技能、具备全球视野的年轻一代。

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战略正从依赖大量劳动力转向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其重点是提高人口素质、培育高科技经济，发展更熟练、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非洲可借鉴中国经验，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变化联系起来，前瞻性地设计政策使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教育、健康）相匹配，促进计划生育、推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实现经济多元化并建设基础设施，从而将青年人口激增从潜在负担转变为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人口红利。

王进杰：非洲要应对自身的结构性挑战，中国经验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答案，更多是一种原则性启示。

中国的实践常被概括为通过一套协同的改革，系统地将有利的人口结构转化为生产力增长，但红利的真正释放，依赖一系列促进劳动力重新配置和大规模创造就业的深度改革。这意味着要坚持 “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并举。

在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和产业能力建设的同时，同步实施基础教育普及、技能形成和公共卫生改善等系列社会工程，确保增长能有效吸纳劳动力。此外，要走 “平台化的工业化道路” ，依托经济特区与产业集群，将就业岗位、“干中学”实践和本地供应商发展融为一体，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阶段不仅成为高吞吐量的就业引擎，更通过企业、供应链和地方协作演化成一套实用的技能培训体系。

人口红利的多寡不仅取决于其人口结构的“年轻”程度，更取决于能否在城市和关键行业，建立起一条从学校教育，到技能培训，再到企业就业，最终实现规模化生产率提升的转化通道，从而将庞大青年人口的潜力切实转化为发展动能。

非洲与中国的合作为何特别重要？

高畅：当前，现代化诉求让整个非洲大陆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非洲需要各类基础设施——道路、铁路、港口、电网，以及将原材料在当地转化为附加值产品以供出口的能力。

教育、健康、就业、基础设施、政治环境……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让青年为非洲大陆未来的繁荣作出贡献，就要先在这些方面做好准备，为他们搭建好舞台。

令人欣慰的是，许多非洲国家和国际机构已经制定了以青年为重点的政策和计划。例如，非洲开发银行发起的“2016—2025年非洲青年就业战略”，重点关注农业、工业化和信息技术这三个具有高青年包容潜力的领域，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实现目标。埃及、加纳、摩洛哥、南非等国也都各自制定了国家青年就业战略。尽管各国战略存在差异，但它们都是动态的、适应性的，旨在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及青年人不断变化的需求。

保罗·弗林蓬：眼下，非中合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恰好处于青年、工业化和长期发展规划的交汇点。与那些仅侧重于援助或短期干预的伙伴关系不同，非中合作始终与基础设施、制造业、农业、技术和技能发展等生产部门紧密相连。中国支持的工业园和经济特区创造了技能培训与生产直接挂钩的环境。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国，纺织、服装等轻工业创造了入门级工业岗位，使青年工人能够从职业培训过渡到工厂就业。

在传统制造业之外，非中合作也在持续拓展。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企业和电商、移动支付平台支持非洲青年作为开发者、营销人员和企业家参与其中。在绿色经济领域，可再生能源和气候智能型农业方面的合作也为安装、维护和环境服务等领域开辟新的就业途径。

当青年倡议能够创建从教育到工作、从技能到创业、从本地市场到区域价值链的路径时，其效果将更为显著。非中合作可以通过将青年项目与产业走廊、物流枢纽联系起来，强化这些路径。当青年被嵌入这些系统中时，合作就不再是社会附加项目，而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支柱。

王进杰：基于我对工业园区和企业层面的研究，投资企业与当地教育及培训机构进行深度对接是一个重要切入点。这能有效缓解技能劳动力瓶颈，并将资本投入切实转化为本土长期发展能力。

不少企业已在做相关尝试，但未来要保障其成效，应建立贯穿性的机制，将“青年发展”作为合作可量化、可评估的具体成果。为此，合作项目要围绕“可量化”进行系统设计，例如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学徒制体系，建立可流转的资质认证。

在关注就业数量增长外，更要注重就业质量的提升，形成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时，积极支持青年创业与本地供应商升级，引导由青年主导的中小企业融入核心企业的采购和维护合同体系。

中非之间最持久、最具韧性的互补性，不仅在于商品贸易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更在于能够实现从资金投资到本土能力与生产力内生性增长的深刻转化，而技能生态系统的构建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传导机制，最终将提升整体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马莫·穆奇：非中合作必须在工业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绿色能源、基础设施（数字、交通）、贸易（市场准入、附加值提升）、健康医药以及和平与安全等领域持续深化，聚焦技术合作、技能发展、本地能力建设，并与《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区域合作目标保持一致，利用好中非合作论坛等伙伴关系平台，深化清洁能源、数字金融等关键领域合作。

‍一个是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伟大国家，一个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多的大陆，中国和非洲应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深化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非中务实合作与高质量发展。愿非中未来能够沿着共同制定的《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非中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