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俞闲话｜一位学者眼中的大学生成长和大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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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源自2025年10月26日直播“对话包刚升”）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请对谈的是包刚升老师。包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算是我的学弟，2012年去了上海复旦大学教书，已经教了13年了，现在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他是“得到”政治学通识课程的主理人，在B站上也有一系列名著导读，特别值得观看。按说像政治学这样的书，容易让人感觉到好像讲了什么，但最后发现什么也没讲，但包老师的书和他的课有两个特点：第一，思路极其清晰，上下内容的逻辑关系非常明确，不需要太动脑子就能看明白。不管是《政治学通识》《包刚升政治学讲义》，还是《抵达》和《大国的命运》，都能让人一读到底。第二个特点是，语言清晰灵活，这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或者普及性的、常识性的学术著作来说特别重要。

包刚升老师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完全偏离了他原来的研究轨道——《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我也总给大学生做演讲，并且“倚老卖老”地告诉大学生，在大学应该做些什么，我读了包老师的书以后发现，我说的那些东西简直七零八落，包老师这本书从十个方面条分缕析地、语言清晰地把大学应该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十大问题，如何有效阅读？如何有效写作？如何有效演讲？如何自我管理？如何做好研究？如何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如何有效开会与进行公共辩论？如何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如何成为创新者？如何在AI时代学习与成长？可以说兼顾了大学生本质性的学习以及如何应对当今时代并构建自己的未来。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和包老师聊聊这本新书。

包刚升：谢谢俞老师。

俞敏洪：包老师来自于浙江海宁，海宁还是王国维、金庸和徐志摩的故乡，当然中国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两个名人，比如我们小小的江阴，也有徐霞客、刘天华、刘半农、刘氏三兄弟，也有点值得骄傲。

你是一个学者，学问做得非常好，也非常成功，不光输入好，输出也做得非常好。你对学问的喜欢是从中小学就开始有的吗？孩子有两种，一种是一路学习非常顺利，从小就是爸爸、妈妈、老师眼中的乖孩子，还有一种是学习上磕磕绊绊，当时学习并不怎么样，但后来厚积薄发的，你属于哪一种？

包刚升：我在这方面很有特点，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老师给我的第一句评语永远是：该生学习优秀，但自由散漫，学习不错，但不遵守纪律，经常瞎胡闹。我在五年级的时候换了一个新学校，老师们都是新的，我就比较胆怯，这时候学习、纪律都比较好，所以那年表现特别好。但第二年又变成“老油条”，开始自由散漫了，这个状态大概持续到了初二，然后在初二的时候迎来了一个自我觉醒。

俞敏洪：为什么初二的时候会有一个自我觉醒？

包刚升：可能由于年龄的增长，慢慢明白了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市场经济还不是特别发达，即便是在浙江这种相对富裕的地方，机会也并不那么多，我有一天突然觉得，我要是不努力学习，可能一辈子就待在这里了。其实很多人一辈子待在那里也很好，因为浙江也有很多不错的企业，但我当时还是突然觉醒了，成绩就变得很好，后来上了重点高中，一直上到北大。

我是同龄人中相对比较早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我在高中阶段非常善用当地的图书馆。我当年在海宁一中和海宁高级中学，那附近有一个海宁市图书馆，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介绍——“本馆藏书17万册”，以我们今天来看，17万册对于一个图书馆来说也不算多，但对当时的一个高一学生来说，那是一个了不得的地方，所以我就在里面开始疯狂读书。我那时候自认为是求知欲极其强烈、旺盛的高中生，包括我自己买的、借的书，读过的胡适散文、鲁迅杂文集，都是几卷几卷的系列书，我还读过诸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塞缪尔·亨廷顿的长文《文明冲突论》，还有“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凯恩斯革命》等等。

俞敏洪：你在高中阶段居然就读这些书，一般高中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差不多了。

包刚升：也读金庸，但我在人文社科方面是相对早慧的青少年。

俞敏洪：这个算是有天赋。

包刚升：我现在在老家还能找到当时的读书笔记，当时做了大量的摘抄，有些话我都还能背出来。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正文开始的第一段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诸如叔本华的“人生就像一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这句话很悲观，我不一定同意，但这说明我当时做了大量的摘抄。

俞敏洪：读这么多书没有影响你的高考成绩？

包刚升：没有，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内卷，我们基本拿出85%的时间学习就差不多了，剩下的还是有一些自由空间。所以我在《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里说，如果中学生能摘抄一些好的作品，会很有帮助。

俞敏洪：这不是现在的学生能做到的，现在的学生把百分之百的时间都用在高考复习上了，而且都不够，内卷真的让我们的学生变得更加痛苦，我们那时候上大学根本没有内卷。你父母是做什么的？对你的学习有影响吗？

包刚升：我从小生活在浙江的乡村，我父母也是普通人，但我认为他们是不平凡的普通人，他们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首先他们很重视教育。东亚的父母一般都比较重视教育，而浙江、江苏又是在东亚、在中国更重视教育的。其次，在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我父亲有两件事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他跟我说，你得好好读书，为什么呢？他并不会给我讲很多大道理，但他给我讲过两个例子，而且是他亲身经历的。

第一件事，他们当时一些工作中需要书法家题写大楼的名称、工厂的名称、学校的名称，那时候有一个全国性的书法家沙孟海在海宁很出名，许多大楼的名称都是由他来题写，一个字十块钱，一个大楼的名字可能有五个字、七个字，他题写一个厂名，当时相当于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我听说以后确实很吃惊，一个人的专业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这是当时还在读五六年级的我没法想象的。第二件事，他们请了一个上海的老工程师从上海坐绿皮火车到海宁，一个礼拜工作一天，主要是看图纸、画图纸，我父亲也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的工资其实已经相对高一些了，结果这个老工程师一个月就来工作四五天，他的工资是我老爹的五到六倍。

俞敏洪：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把他叫做上海老师傅，周末下来两天，给当地农村小镇的工厂指导一下就回去，他就拿走了很多钱。

包刚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其他东西不太容易理解，但这些故事我能理解，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会有影响。

俞敏洪：你有兄弟姐妹吗？

包刚升：我有一个妹妹。

俞敏洪：也上大学了？

包刚升：对。总的来说，我父母比较重视教育，但我从小并不是个乖小孩，我其实经历了学业上的很多起伏。这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并不是那么听话，我初一的时候都开始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问题少年，当然我并没有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只是不听老师的话，到处瞎玩，也没把时间放在学习上。结果，经历这样一些学业上的起伏之后，我对读书这件事情就有了不同的体验，包括怎么读书能读得好的体验。学习一直好的同学，会把教科书非常当回事，因为这样，他的成绩才能一直好，而我们从小调皮的孩子，有时候不把教科书、不把权威当作完全不可撼动的标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这些东西回头来看，可能跟一个人的创造力有一些内在的关联，尽管这种机制发生作用的时间很长。

俞敏洪：我觉得你还是有慧根，我高中能读到的书全是小说，当时也有理论性的书，比如毛泽东、马恩列的著作，但我从来不读，只读小说，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进入社会科学圈，我现在唯一进入的就是散文圈。（笑）你这么好的学问，原则上毕业以后应该留在北大，怎么到复旦去了？

包刚升：比较实际地讲，当年博士毕业不是想留北大就能留北大的，北大从人文社科研究、数理化等理科研究来说，在中国算是一个高峰，我们当年很多毕业生想留在北大，但大概从我前后几届开始有一个政策，北大也倾向于不留自己的博士生，哈佛也有类似的政策。不过，这些年我跟北大也有很多互动和交流。

俞敏洪：避免“近亲繁殖”。

包刚升：我现在最看重的是相对自由、宽松的做研究的环境，如果我能保有一个自由宽松的做学问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俞敏洪：复旦现在能给你这个环境。

包刚升：对，我现在还有进一步做研究和写新书的目标，我的研究议程中至少有两到三项我认为是非做不可的研究，我要趁着现在精力还不错，把这些研究做出来，这是我现在基本的想法。

俞敏洪：你来上海，是不是跟你出生在南方也有一定的关系？

包刚升：这也是最好的选择，复旦的人文社科在全国来说也非常强，而且复旦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自由、多元、包容的大学。

俞敏洪：复旦跟北大，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包刚升：北大过去的民间校训是“民主与科学”，复旦是“自由而无用的精神”。我觉得北大和复旦的共同点是：第一，她们都是人文社科和理科见长的学校，在工科方面，这两所学校目前相对清华、交大、浙大并没有优势；第二，两个学校总体上都有比较自由、多元、包容的气氛，诸如政治、国际政治、哲学、经济学等左中右的学者，在这两所学校基本都有覆盖。要说差异，我感受到的，我们当年读北大的时候，北大的学生抱负更高，但同时有点狂妄，这是北大很明显的特点，复旦的学生要实际一些，相比北大低调一些。

俞敏洪：是不是跟上海更加商业化的氛围也有关系？

包刚升：可能北京是政治中心，过去我们读书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比较浓厚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而上海有一种现代大都市比较讲究现实理性的氛围。

俞敏洪：也有一种更加自由的氛围。

包刚升：上海相对比较国际化，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由此两个学校可能在风格上会有差异。

俞敏洪：你是1995年进入北大，读到了博士毕业，过程中去伦敦政经学院进修了一年？

包刚升：对，我的博士论文是在伦敦完成的，叫《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用中文写的，但2022年也在Routledge出了英文版，现在还要出土耳其文版。

俞敏洪：坦率地讲，在北大毕业的人中，尤其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后真正严肃搞学问并且搞出了动静、对社会产生了影响的人并不多，你是其中的一位。

包刚升：谢谢，不敢不敢。

俞敏洪：你进入北大学习的时候选的是经济学，你当时是自己选的这个专业，还是无意选的？是觉得经济学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是你已经朦朦胧胧地知道，这个领域是你的研究方向？

包刚升：我在初中阶段可能还在考虑不能一辈子待在浙江海宁，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到了高中，有了大量书籍阅读经验之后，身上比较理想主义的东西就被激发出来了，我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公共事务，然后继续去读更多的书。

实际上我到高二、高三就知道自己应该读什么专业了，所以我报志愿也非常明确，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政治学，第二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政治学，第三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政治学，而且全部在北京，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北京的大学和学术资源很好，另一方面，我们江浙人常常讲江南，却从来不知道北方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到北方读大学。我到复旦教书以后跟同学们说，我如果是内蒙、河北这样省份的同学，我很可能会选择复旦，因为中国的南北差异很大，我们应该去充分了解。

其实经济学、政治学我都想学，但我认为自学经济学比较难，我就把经济学列为第一志愿，后来成绩不错，录了第一志愿。我后来发现，我关心的那些公共事务、国家兴衰的问题，光读经济学不够，所以又去读了政治学，所以我基本上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专业选择。

俞敏洪：你在进大学之前就想明白了，这也挺难得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你这么明确，但我至少知道一点，我如果能学好英语，肯定有一碗好饭吃。当然最初的我，梦想是当一个外交家，但等我毕业的时候，有名额能去外交部，我选择留在了北大，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懒散，希望自己不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觉得我受不了那个日子。但你从大学开始学经济、政治，今天你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济、政治。

今天大量的高中生就是懵懵懂懂地学习，知道自己高考要考个好成绩，才能进个好大学，但绝大部分高中生并不一定会想自己喜欢什么专业，选专业的时候也不像你这样思路清晰，觉得自己未来一定要在经济、政治这两个领域有所突破，或者要去找最好的大学学这方面的内容。你觉得高中生应该怎样培养自己面向未来的志趣？

包刚升：现在高考的压力更大、更内卷，这是一个趋势，但即便这样，我们也要尤其重视一件事情：要保护孩子们的兴趣爱好。我们小时候身边可能有10%的同学，他们一度都会痴迷于某一件事情，比如当年有同学订《船舰知识》，我一度痴迷中国象棋，还有一部分同学喜欢武侠小说，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和痴迷。在我看来，年轻人身上的这种痴迷非常宝贵，但老师和家长有时候有非常实际和功利的想法，他们要看你这个爱好跟高考有没有关，如果无关就不支持，如果有关我就支持。

我认为不是这样，有很多同学因为早年在某个领域有很高的热爱和痴迷，就养成了一种习惯，甚至成为了半个专家，比如，某位同学能够把军事知识、船舰知识如数家珍地给你讲一天都不觉得疲倦，这就是发自内心的爱好。当他有一天把这个爱好放在一个有生产率的事情上，他的热爱往往能在这个方向上产生很大的成就。我在书里提到世界顶尖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从1902年到1909年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技术专家，没人让他研究物理学，但就是爱好会引导他一刻不停地探索物理学。我们现在因为高考压力，以及父母和老师太多的实用主义倾向，打消掉了同学们本来可以有的爱好，我认为这对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俞敏洪：所以你高中的时候读那么多课外书，你父母没有干涉你？

包刚升：没人管我。有一天晚自习，我在读一本很厚的课外书，班主任经过，他看我在看课外书，他翻了翻，拍拍我的肩膀，一句话没说。我认为他是在鼓励我，当然前提是课业压力没那么重，我的成绩也不错，但这可以看出来我们当时的老师们其实比较宽容。

俞敏洪：你是本硕博连读，你是在本科阶段就已经下定决心搞学术研究，所以一直读下去了吗？

包刚升：我其实没有连着读，中间也有一些别的经历，后来觉得放不下，觉得这件事情最吸引人。人到一定时候就会问自己，如果这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中国有个词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觉得用在我身上比较合适，大概从高中阶段开始的这些爱好，本质上是两件事，第一还是关注公共事务本身，第二是对学术和学问感兴趣，恰好在大学做职业学者或者教授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俞敏洪：为什么会对公共事务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心中有一种使命感和志向，觉得通过你们的努力，中国社会会有所改变？

包刚升：现在我当然是这么想的，可能比较早的时候，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对所处的外部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但我总还有一种做法，认为只要我们去努力，也许总可以对现实产生一些影响和改变。当然，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幼稚，或者过分理想主义。到了后来，我就开始问自己：如果一生只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到底应该做哪件事？

俞敏洪：我觉得理想主义是闪耀光辉的。

包刚升：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像当年从北大经济学院毕业的同学，他们可能去了工商业部门、实业部门、金融部门，我们不是职业学者，每天要面对很多事务性的问题，这时候你要保持学者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是不太容易的。但因为我正好有这样一个职业，我们平时的工作主要就是三件事：第一做研究，第二教书，第三做些知识传播普及，这些事情跟我的理想主义生活态度不矛盾，工作和理想都能兼顾，或者比较好地结合起来。

俞敏洪：如果一生只让你做一件事情，你到底应该做哪件事？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包刚升：你已经是了不起的企业家了，而且还做了很多公益。

俞敏洪：我做的这些事情，从北大教书到做新东方、东方甄选，某种意义上都不算是，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有两个答案，首选是去全世界旅行并且写点游记，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在全世界旅行的同时讲讲课。

包刚升：俞老师现在就已经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了！（笑）

俞敏洪：我跟你的对谈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讲课，通过我们对谈，你给大家讲课，也是讲课的一部分。（笑）但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大学生什么时候应该问自己这个问题？

包刚升：这个问题其实挺难的，因为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和路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降低一个维度，我在书里也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找到自己的热爱非常重要，而且找到热爱是相对容易的。我强烈建议，要鼓励同学们、孩子们找到他们热爱的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一个人只有在真正热爱的事情上，才能做出超过平均水平的成绩，当你在不热爱的事情上跟别人比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问题在于，现在这种高考方式、大学教育方式，以及社会上的一部分导向，容易让人忽视这一点，觉得这不够现实，不够有用，但其实我认为这有大用处。所以我在《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里讲到，不管是科学界的人、学术界的人、企业界的人、产业界的人，基本都在做自己非常热爱的事情，他们才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与众不同。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在这周三做了《中国思想史》修订版的首发，葛老师回忆起当年40多岁的时候，他当时在清华大学给本科生讲中国思想史，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他的手稿密密麻麻写了上百万字。后来，我看到商务印书馆公众号上披露的葛老师当年的手稿照片，非常感慨——没有十万分的热爱，是做不出来这件事的，必须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计较利益的热爱，才能花那么多心力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能找到他自己的热爱，这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对整个社会来说呢？我们鼓励更多年轻人去找他热爱的事情，这个社会中的杰出人物涌现的比例不就更高吗？举个极端的例子，爱因斯坦当年在专利局做职员，如果有一对很有权威的父母告诉他，你只能干这个，你一辈子在事业单位就非常好，你不能再研究物理学了，不要再瞎想你自己的那些东西了，他就可能成不了爱因斯坦。

很多企业界的案例也是如此。今年正好是我们这一届同学入学30周年，1995年到2025年，这30年当中，我除了在国内外大学学习、工作、考察和访问，我还因为个人原因，在企业界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有时候会给我讲他们的亲身经历，我经常能从他们的经历中读出一种东西，企业家当年真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中有一种遏制不住的冲动和热爱。当然，有的时候这种选择有被迫的成分，局势把你逼到这一步，你只能这样走，但这种选择的背后还是有一种热爱。没有热爱，他们是不可能做得那么好的。

所以我鼓励年轻朋友们找到自己的热爱，这是一辈子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希望父母和老师能关注到孩子们的热爱，给他们合适的土壤，让这些热爱成长起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热爱都值得被鼓励，比如赌博。过去，许多家长认为打游戏是一个糟糕的爱好，但实际上也有人由于热爱打游戏而开创了很大的游戏产业。但凡具有正向价值的热爱，不管是体育、文艺、学术还是其他，至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值得被鼓励。

俞敏洪：现在回过来看，你1995年进入北大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北大了。我是1980年进的北大，在80年代，我们经历了整个“思想解放”的年代，那时候很少有功利的想法，也不用为自己未来的工作考虑，在大学里读各种各样的书，卢梭、叔本华的书都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有了“下海潮”，到了1995年左右，中国的商业氛围、自由市场经济氛围就已经比较浓了。你进入北大的时候，你对于北大或者中国的90年代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比如我们当初定义为“思想解放的一代”，你们有一个什么定义？

包刚升：20世纪90年代可能是一个“市场启蒙的年代”。尽管1992年以后，我们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和目标，但我当时读中学和大学，正好在经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我们当时不觉得这对我们有多重要，但现在回头看当然很重要，这种转型也给很多同学提供了机会，我们后来有些在金融界做得非常成功的朋友，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开股票账户了——这在80年代是没有可能的，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股票市场。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经济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1994年刚从北大经济学院独立出去，厉以宁教授是第一任院长，我当时就选了厉以宁教授主讲的《转型发展理论》，整个课程基本是在讲中国经济改革政策辩论史。厉以宁教授在课程上回顾了改革是怎么来的，中间有哪些争论，包括他主张企业改革、产权改革优先的路径，和另外一位复旦毕业的吴敬琏教授主张的市场改革、价格改革优先的路径争论。实际上，事后来看，这跟当时的大政方针有很大的关系。一帮有思想、有新想法、又敢于作为的50多岁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市场经济鼓与呼，甚至还提供了许多具体政策的改革方案，所以，他们的努力和贡献跟后来大政方针的调整是分不开的。这样看来，他们的贡献，再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到今天，我认为，中国社会给这少数80年代就坚定主张和呼吁市场经济改革的经济学们的评价还不够高，因为他们的这些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关系重大的。

现在回头看，当时能听厉老师讲课，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学生坐在下面听，我们也就19岁、20岁的样子，年龄还很小，知识还很少，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理解不那么深刻，但有这样一位教授在上面给你讲这些事情，而他又是亲历者，对学生的激发和激励都是非常大的。我当初就觉得，哇，一帮人在那里讨论这个国家应该往哪里走，这件事情太了不起了。

俞敏洪：听完了应该是心情激荡的，尤其像你这样对学术研究感兴趣的。90年代跟我们当时面对的不一样，我们当时面对的是特殊年代以后还留在北大的那些老教授，相当于西南联大的老文人老师们，所以我们接触不到搞经济的、搞现代体制改革的老师，但你们因为专业原因能接触到，所以有了厉以宁老师、吴敬琏老师，包括新一代的张维迎、周其仁，你们当时应该也在北大听过他们的课？

包刚升：张维迎教授和周其仁教授的课，我或多或少都听过，选课也好，讲座也好。那时候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刚成立不久，一批新锐的海归教授讲课，这在当时是很创新的做法，后来也蛮有影响力。

俞敏洪：你写了这么多政治学著作，怎么突然写了《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

包刚升：我既是一位政治学教授，又是一位大学教师，所以我每天都要接触很多学生。大概从某个时候开始，除了做学问以外，我开始关心我所接触到的学生的一些状态和问题。像北清复交这几个学校的竞争都非常厉害，进来的学生都很优秀，有些同学进来之后会产生很大的困扰。比如，我遇到的一个同学是某省高考全省前一百名，但当他进入学校以后，因为竞争很激烈，因为目标缺乏，他变得不太适应，感到迷茫，甚至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挫败感。

俞敏洪：学生感到迷茫是很普遍的现象。

包刚升：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后，我在2024年春节年初五到年初九开了五场大学通识直播，讲怎么读书、怎么写作等话题，反馈还不错，很多同学觉得很有用。2025年春节，我那时候在斯坦福大学访问，我在美国加州，而在每周六晚上9点到10点给大家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加州和国内有16个小时的时差。这意味着，我4点多就要起床，洗个澡，简单吃点东西，在美国西部时间5点坐到镜头前开讲，就这样，我又开了大学通识直播五讲。所以，从2024年春节，到2025年春节，我前后加起来做了十场完全公益性质的大学通识直播，谁都可以看，网络上的反馈还非常不错。

在这种情况下，汉唐阳光的著名出版人尚老师就找到我，他2025年2月专程到我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拜访，谈了半天，表达了一定要出版这本书的强烈意愿，他认为大学生很需要这样的书。后来，我就被他说动了，就加快整理，初稿排定后又用了几个礼拜来大幅修订。我们知道，书籍和直播还是很不一样，直播相对比较随意，但书籍要有严谨的体系，也增加了不少案例，表述也相对严密一些。所以，这本书的由来，起源于我对大学生现状的关心，希望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指导，让他们知道如何让这四年大学生活过得更加卓有成效。

俞敏洪：你的书一共有十讲，包括“如何有效阅读”“如何有效写作”“如何有效演讲”“如何自我管理”“如何做好研究”“如何进行有逻辑的思考”“如何有效开会与进行公共辩论”“如何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如何成为创新者”“如何在AI时代学习与成长”。其中有两讲在我看来对大学生尤其重要，一讲是逻辑思考能力的培养，还有一讲是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我觉得这甚至比阅读、演讲能力更重要，因为这是基础。其实中国的教育对于逻辑的培养非常弱，你为什么认为对于大学生来说，逻辑思维能力非常重要？

包刚升：在学术界，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判断一个人水平高低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他自己知道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不够好的研究；他自己知道什么是好的观点，什么是不够好的观点，而这个能力的背后就是逻辑训练。我们日常的教学中把逻辑训练融入在各个学科里了，但我觉得今天的学生要非常具有逻辑的自觉，比如我过去见过不少人，他读过很多书，但他讲问题的时候非常混乱，他遇到一种场景，他会用一个角度去解释，换一个场景又用另一个角度去解释，而这两个角度又是冲突的。你跟他吃一顿晚饭，你会发现他很有知识，但当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在他身上同时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尽管很有知识，但他的逻辑训练是不够的。

我们在学校里好像只是看学者的书写得靠不靠谱，论文写得靠不靠谱，但等大家到了社会上以后，当你拥有一定能量、一定职位之后，当你要判断一个政策好不好的时候，都需要逻辑思维。说句不客气的话，为什么当年那么多人相信计划经济，不就是逻辑思维不够好吗？逻辑思维够好，对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本能的质疑。我在书里提到，这还关系到我们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命运，一个共同体的兴衰，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共同体的民众尤其是精英阶层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做决策，比如一个公司一天到晚都在做决策。

俞敏洪：一个人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他有意无意一天要做的决策都是几十上百个，你吃饭该怎么吃，今天是吃面还是吃米，喝红茶还是绿茶，其实都是一种判断，一种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态做的决策。

包刚升：你是买东方甄选的矿泉水还是买盒马的矿泉水，这也是在做决策，但这对我们本身没有太大影响。问题是当你只有同一个时段，这边是化学课，那边是物理课，如果同样的时段你只能选化学课或者物理课，这是会影响你一生的。作为一个组织或者作为一个更高的共同体，大家都在不断地做决策，而我们的明天就是今天的决策塑造的。我们经常说“在长期当中如何”，我做政治学研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很多所谓的“长期”，都是一个一个“短期”塑造的。你看到的是一个个长期的结果，其实是我们每天当中的一个个短期的决策塑造的。对一个共同体来说，精英阶层的思维模式在这里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所以精英阶层有没有逻辑思维能力是很重要的。

俞敏洪：如果精英决策层只有短期眼光，那长期一定很糟糕。

包刚升：对。

俞敏洪：如果大学没有逻辑课，大学生可以如何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

包刚升：我认为有两点很重要，第一，要读比较好的文本。一般来说比较好的文本逻辑性都非常强，拿社会科学研究来说，那种原创性的研究基本都由五个部分构成：研究问题、文献综述、主要观点与因果机制、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读多了以后，你的思维就被结构化了。逻辑好的思维都是结构化的，逻辑不好的思维是散乱的，东一锤子、西一锤子，所以要读好的文本。

第二，要有逻辑的自觉。自觉是什么意思？你以前读一个很经典的文本，你不是在有意地思考它的内在逻辑关系，但你应该有意识地解构它的逻辑框架，你的逻辑能力马上就能提高。形成逻辑自觉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有了逻辑自觉以后，当你看了好的文本，你的学习能力就倍增了，你原来读十个文本熏陶出来的那种逻辑能力，你今天读两个文本可能就够了。所以我现在带学生，我会要求他们读前沿期刊上的经典论文，读好的出版社的经典专著，多读几本，他的研究能力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俞敏洪：要有意识地去训练逻辑能力。

包刚升：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你遇到重大问题，可以把左右两边不同的观点都列出来，无论是一个公共问题，还是一个学理问题。公共问题有很多公共政策的问题，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大家会发现国内很多时候都有两派，左边怎么想，右边怎么想，列出来；对一些外国总统有不同看法，左边怎么想，右边怎么想，列出来，这是很好的训练。但你不能凭想象去列，要真正深入到文本里去，今天对美国总统的看法很明显就有两派，我们不能假定有一派特别坏或者有一派特别傻，毕竟那么多人，中间还有马斯克这样的人，你不能假定他特别傻吧？把两派观点列出来比较，你就知道背后的逻辑链条到底是什么，这就很容易帮助我们提升逻辑能力。有了这样的比较之后，你再形成自己的观点，你就会变得非常强，你也不再是人云亦云，你就很有信心了。所以我跟学生说，尤其是读博士的同学，我说你们训练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做自己的博导了，不用整天来找我，因为你们的逻辑训练到这个程度，你们就知道自己的研究做得好不好，优势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你们自己就会了，这才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真正的成功。

俞敏洪：太重要了。不过大家也不用灰心丧气，像我这样逻辑一塌糊涂的人，也可以写散文。（笑）

俞敏洪：除了逻辑思维，还有一个是自我管理，对于一个人来说，自我管理是他成功特别重要的基础，自我管理从基础上来说，可以是衣食住行，时间管理也是自我管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和对未来理想以及走向理想的道路的管理。你觉得大学生的自我管理主要着重在哪几个方面？

包刚升：我确实要强调一点，中国学生的自我管理很不够。在中学阶段，家长有太强的保姆心态，我们甚至发现有些家长把孩子课表和课外辅导的时间都列好，上学要送、下学要接，接了要送到辅导班，下了辅导班再接回来，回到家里再给他安排作业，长期这样的生活方式，学生的自主能力就下降了。进大学以后，有很多孩子第一次离开父母，很多同学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接下来做什么？因为过去的生活都是老师、家长安排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从这个状态里超越出来。

这个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根本问题——自我意识的觉醒。我认为不是所有人到了成年阶段都真正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旦一个人自我意识觉醒之后，他所迸发出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这是自我意识没有充分觉醒的人很难体会到的。

俞敏洪：只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才能迸发出真正的内在动力，你在初中就自我意识觉醒了，你太厉害了。（笑）

包刚升：至于具体建议，我在书里提到的很多都来自于一位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他讲要时间管理，要发挥你的优势，要重视贡献，用人所长，还涉及到有效决策，当然他的有效决策是讲给管理者听的，但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面临有效决策的问题。

俞敏洪：德鲁克的文字也比较通俗，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读。

包刚升：德鲁克说过去的书都是教管理者怎么管理别人，但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是在教管理者如何管理自己，我正好以前读过这本书，对这本书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文本，可以帮助同学们理解什么是自我管理，所以我在书里用了几页综述德鲁克的观点。

俞敏洪：大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自我管理、自我觉醒，让自己每一个眼前的行为能够跟未来连接起来。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没太学会自我管理，但我在大学做到了一点，即使在最迷茫的时候，我依然在学习和读书，我深信学习和读书未来一定会在某个点上链接我的未来。比如我得了肺结核，在医院里关了一年，但我在那一年里背了一万个英文单词，读了二三百本书，最后证明我在医院的时间一点都没浪费，这也算是绝望中的自我管理。（笑）

包刚升：这两天我有一位大学本科的朋友，他的小孩已经在一个著名大学读大一了，他就说，包老师，你不仅要给我签个名，还要给孩子写一句话。这就把我难倒了，我说给一个大一的孩子到底写一句什么话呢？我后来就想到一句：“人生是一场创造自我的旅程。”这就是最重要的自我管理的理念，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并没有哪个上帝、哪个全能的父母给你规定，即便父母借助一些条件，把你送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但接下来的人生是你自己想象、自己创造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想象变得很重要。

俞敏洪：人生的宿命就是你命运的归宿，就是一个自我铺路的过程，你的路走向什么方向，你铺上了什么石头，平整了什么道路，往什么方向走，你有多大耐力走到那个方向，那就是你的归属，如果这方面你的能力很强，你就能走得更高更远，如果这方面的能力很弱，可能就是原地打转，创造自我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包刚升：一个理念。

俞敏洪：学生现在一进大学就为自己未来的工作担心，根本没有心情做研究，你是怎样说服你的学生在大学四年安下心做点深入的学问的？

包刚升：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正好相反，人有焦虑感是正常的，很多人都有焦虑感，包括成年人，甚至包括很多功成名就的人，这很正常，这是人生的一种基本机制。但过分焦虑，甚至焦虑到没法沉下心来做事，这就不太合适，这非常伤害个人的学习、成长。

俞敏洪：现在的学生很焦虑，一边焦虑一边刷手机，刷完手机更焦虑，是恶性循环。（笑）

包刚升：对，所以我的理解不是说你很焦虑，所以你不能安下心，反而你要通过安下心来提升自己，进而缓解焦虑。对于这一代大学生来说，他们有很多学习的资源和条件，尤其今天有了视频、AI，反而把很多学习资源拉平了，你今天把我放在一个山沟里，只要有互联网，我就感觉我身处世界中央一样，所以今天对全国各个学校的学生来说，可能大家都具备这个条件，你只要善用这些外部资源，就有机会在一个跟名牌大学比较接近的平台上，现在很多课程资源都在平台上，包括哈佛、耶鲁、斯坦福的课程都能找到，属于开放课程，在这样的条件下，使得我们不管什么背景、什么学校，都有很大的可能提高自己，你只要用时间真正提高自己，其实就不用太为自己的前景发愁。

俞敏洪：提高自己比你焦虑地去找一份工作要更重要。

包刚升：俞老师应该面试过很多人，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无论是专业素养还是工作能力、合作精神，你都要他们超过一般的平均水平吧？

俞敏洪：原则上是，但因为我本人水平不高，所以就将就了。（笑）

包刚升：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其实不应该花时间焦虑，你只需要扎扎实实提高自己。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就讲到，对大部分普通学生来说，阅读是让你最有效提升能力资本的方式。其他很多做法是很缓慢的，但你用两年的时间阅读一个领域的内容，你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等你毕业之后，你的机会可能会变得很好，无论你要读研还是工作，导师们、用人部门都会高看你一眼，即便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开始可能第一份工作找得不是很好，但因为你有很好的积淀，你也有机会在普通的工作岗位露出头来。

俞敏洪：其实跟跑步一样，给你一个平台，大家起跑之后，你的能力大，你慢慢就跑到前面去了，如果你没有训练过，能力不好，怎么努力也还是落在最后。我们对人才的使用确实就是如此，给同样的机会，看谁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做得更好的一般就是那些在大学学习、积累都比较到位的学生。

包刚升：没错。

俞敏洪：书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我一直认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对大学生的学习和老师的教学都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如果老师只做一般知识的传授，人工智能就可以取代他，比如我问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几秒钟就可以给我答案。我认为在大学中，大学老师和学生通过人工智能深化自己的研究能力变得非常重要，人工智能不仅是解答常识性问题，而是能帮助你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你现在是老师，还带着学生研究，你觉得在你这个领域中，未来人工智能能在哪些方面帮助你和学生，如果你要让学生有更深刻的研究能力，人工智能能帮助学生做些什么？

包刚升：能做的事情太多了，以我的工作为例，我是怎么用人工智能的？第一，我常常让它帮我做文献整理。一个人的知识总归有边界，核心领域的文献我非常熟悉，但不是我核心领域的文献，我不可能都知道，但我又想知道，如果没有人工智能，我会怎么做？一个是去图书馆翻资料，一个是用互联网搜索文献。我过去常常会一下下载几十篇、上百篇论文，然后快速浏览，把那些最需要的挑出来，再进行深入精致的研究，这是我过去了解一个领域的常规办法。第一耗时耗力，第二有可能会有不能覆盖到的地方。现在人工智能帮我整理文献，尤其我准备写新论文、新书的时候，我会常常跟人工智能对话，借助它来了解我所关心但我不是特别专长的领域及其背后的各种流派，同一个议题上主流的观点可能就有三个流派，每个流派下面又有很多精细的文献，我让它全部整理、梳理好。当然，提问的技巧很重要，如果只是一般性地提问，它根本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所以你还是要有基础。

俞敏洪：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我觉得人工智能时代，懒学生恰恰会变得更懒，因为他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帮他整理勉强过得去的论文、作业，但对于聪慧的学生来说，人工智能会变成他锐利的武器。你会怎么问人工智能问题？如何敏锐地问人工智能最到位的问题？

包刚升：对，这很需要接受通识教育或者专业训练，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提问。我过去在讲座中就提醒大家，大学生不要成为人工智能的奴仆、奴隶，老师布置作业，你输入给人工智能，然后输出答案交给老师；领导让你做工作，你输入给人工智能，输出答案交给你老板。那还要你做什么？你不就没用了吗？久而久之，你的能力不仅没有进化，反而还退化了。

以前没有人工智能，一些懒散的同学也得做各种功课、做各种资料收集，最后还得一个字一个字写，这时候你的基本能力至少是提高的，但现在有人工智能了，懒散的同学可以什么都不做，加上现在教学理念变了，有时候对学生要求不那么苛刻，我们看一个差不多的作业，给他个B也很正常，尽管得不了A，但你可以毕业。但在这种训练之下，你最后啥也没学到，这是很大的风险，所以不是说人工智能对我们这代大学生就一定有好处。

俞敏洪：有一个说法，人工智能让笨的人变得更笨，让聪明的人变得更聪明。

包刚升：对，这个说法很经典。其实你的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还得走在前面，比如我有一天很好奇有史以来关于人性的讨论，中国和西方到底有哪些代表性的文献，我就列了一长串问题问它，主旨是关于人性的。问题输入进去，答案出来了，但我发现它连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观点都没提到，我说你连亚当·斯密都没提到，你这个答案会不会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漏洞？它就很抱歉地跟我说，确实你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经过重新收集，现在给你一个新的答案，这个新的答案就比老的答案要靠谱。但如果你不懂，你的知识面没那么广，你可能就被它误导了。

俞敏洪：必须反复追问，才能越靠近最真实、最深刻、质量最高的答案。

包刚升：如果你自己不懂，你也不知道它回答得好还是不好，你就得不到好答案。所以我让人工智能做文献整理，不是在我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就让它做这件事，相反，你得很有基础，这个仍然需要通识教育和专业训练。这是关于让它帮我做文献整理的部分。

第二，在我构思研究框架的时候，如果我感觉到一件事情我现在的想法还不是最好，我常常会跟它对话，我会把我的想法提出来，听听它的意见和建议，它有时候会给我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质疑和挑战，有些观点是有道理的，这时候我就会借鉴它的一些想法完善我的框架。

俞敏洪：相当于找了一个朋友跟你聊天。

包刚升：而且这个朋友水平很高。我过去读博士、做学者，有一大帮同行，吃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聊天喝咖啡喝茶的时候，经常会讨论：我最近有一个学术研究上的想法，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过去我可能要找俞老师、张老师、李老师一起坐下来讨论，但今天我只需要跟人工智能对话。而且我有时候还会让它以一个我不赞同的流派或者学者的视角来理解我所关心的问题，他们大概是怎么想的？这时候我就有了参照系，我就知道我的想法在哪些方面有优势，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它成为了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伙伴。学生也应该用这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这样才会越来越强，而且因为人工智能有时候不靠谱，所以你不仅要用它，你还要时刻提防它、质疑它，这是第二件很有用的事情。

第三，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和定量计算方面非常强大，我现在用得不多，但我知道有些不少学者已经在用。比如通过各种调查收集了一些数据，或者获取了一些统计数据，你的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之间有什么相关性？我们过去要不断输入数据，用各种回归软件测试两者的相关性，现在只需要把你的全部数据丢给人工智能，它很快就会告诉你，什么和什么之间有相关性，什么和什么之间没有相关性，然后对数据的时间、空间、国别做不同筛选，不同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可能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现在做生物、化学甚至癌症的新药开发效率提高了？就是因为人工智能能在大量数据和研究阶段上帮你解决很多技术性问题。

第四件事情，所有的文字处理，人工智能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你。比如要让它校对一下错别字，它的效率比编辑高。而且它还能提升翻译效率，比如我2022年在英国一个老牌出版社Routledge出版过一本英文书叫《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我2025年又收到Routledge另外两个出版邀约，但编辑部发出版邀约的时候就跟我说，包老师，现在有人工智能，你的中译英工作，你的时间、精力、成本都大大下降了，可以更快完成英文版的翻译。确实，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处理中译英的文字工作就会非常快，当然，中间还有大量的学术问题需要自己把关。

前面讲的都是人工智能推动我们更高效地做学术研究，但我也提醒大家，你能这样去用人工智能是有前提的。我过去在上海一所高校演讲，我就问，同样的人工智能，为什么不同的人去用，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不在于人工智能的差别，而在于使用者的差别，在于使用者水平的高低，你的积累、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这些是主要差距。

俞敏洪：对，特别的重要，尤其对于文科生来说。理工科还是有一些数据分析、科学实验分析，大家输入的东西可能都是类似的，但文科问的问题可能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准上，你是什么水准，人工智能立刻就能监测到你的水准，回答你问题的水准也就立刻降到了你的水准，我试过。（笑）

包刚升：对，俞老师的这个观察很敏锐。

俞敏洪：我觉得《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的每一讲其实都是一门大学课程，“如何有效阅读”“如何有效写作”在西方的Liberal Arts课程中其实都有，“如何有效演讲”在美国有些大学还是必修课。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学，应该把这本书当作一门课来给学生好好讲讲，这样学生的印象会更深刻，课上还可以直接参与讨论。但坦率地说，能讲这样课的老师也不是很多，这就涉及到一个我认为比较深刻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大学高校的课程设置跟学生未来发展的关系不那么密切，有些课程体系是过时的，甚至有些大学教授都是过时的。面向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包刚升：这个问题很棘手。我的理解大概有两个方面，第一，假如没有AI，我们的大学体系是不是足够好？这本身是需要反思的。我个人认为，中国大学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基于校方管理出发的各种设计，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管理者们的一些视角，毕竟要管这么一个大学，现在大部分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都是四五万起步，多的可能超过十万，这样的大学管理很不容易，所以一系列的做法是出于方便管理考虑的，比如专业和院系设计，明显今天美国大学选择专业和院系方面的自由度比我们大，但如果自由度那么大，大学怎么管理？这就变成一个问题。有些大学管理者会和我说，包老师，有些系没人选了，比如小语种没人选，是不是就倒闭了？这就是管理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很多设计是出于管理者视角来设计的。

我过去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过差不多一个学年，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也分别待过几个月，我在书中就写了我的观察，世界一流大学选人有什么标准？两个标准：第一，他们要找的是在科学和学术上具有一流抱负的人；第二，他们要找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不是说你到哈佛读书是为了提高你的教育背景和履历，从而让你未来能找个好工作，当然客观地说，大部分人都面临这样的现实情况，但从学校的理念出发，他们基本就招两种人，要么在学术和理论领域有一流的抱负，要么在现实领域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不是改变今天的中美关系、世界格局，只要你在你的领域有不一样的做法，你就改变了世界。我在书里提到了一个美国小女孩的故事，她发起了一个给非洲国家捐帐篷的公益项目，现在已经给四千多万非洲家庭捐帐篷了，主要是为了防止人被蚊虫叮咬从而患上疟疾，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纳入联合国项目了。她通过一己之力，改变了非洲贫困家庭小孩的健康状况，这就是改变世界。

我们今天的大学设计要鼓励学生往这两个方向走，一是要有一流的学术或者科学抱负，二是要在未来自己所从事的某个领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这个社会也好、对这个世界也好，在你所从事的领域能够产生很有价值的创造。今天的大学课程设计或者教育体系设计，很多是从管理者视角出发的，我们怎样把视角切换到真正服务于科学学术成长和服务人类福祉的视角，鼓励更多学生投入到这样的工作和事业中去，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具体来说，有一件事情至少今天可以做，就是要多鼓励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个性，我在书里也提到，现在有大学会尽可能填满学生的时间，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你把学生的时间填满了，这个学生就不属于自己了，他属于你，属于管理者，就跟着管理者的思维走。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大学设计中的计划经济思维——我是全知全能的，我知道现在在哪里，我知道未来在哪里，我知道什么知识、什么学科有用，我知道你按我的方向去学习就能达到未来最优的路径。这背后都有一系列假设，但这些假设可能都是错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无论是顶尖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还是北清复交里这些优秀的学者，我们知道未来在哪里吗？不知道。那怎么办？尽可能给学生更多的自由空间，尽可能鼓励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让他们自己去探索。一百个同学，做各自的探索，可能有30个同学浪费了时间，有20个同学做了新的尝试，而18个同学失败了，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有2个同学成功了，这就了不得了。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些人推动的，而推动这个世界的不只是那两个成功的人，那18个失败的人也是他们的奠基者、铺路石，你不能保证一定是A和B成功，剩下的都失败，可能换一个环境、情境，另外的人也会成功。

俞敏洪：中国的大学有一个倾向，我把它叫做父母情结，从生活到学习都给你安排好，你沿着我的轨道往前走，考试设计、论文设计，最后我把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给你，你就算合格了，但这种工业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学生，从创造力、想象力、革新力都比较差。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到了美国的中国孩子，最后大部分很聪明也变成了打工仔，而不是成为真正引领性的创业者，当然也有引领性的创业者，但从比例上来说还是十分有限。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后果，现有的父母包揽式的教育制度对学生的成长和创造力是不利的，但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依然在这方面缺乏动力变革？毕竟浪费这些年轻的生命是一种罪过，我们该怎样用这么好的大学资源支持年轻人成长，而不是表面上让他们成长，考试一门一门及格，实际上把他们一生的成长潜力都给毁掉了？

包刚升：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是需要社会讨论的，包括可能有一堆教授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公共事务的改善有时候需要一些讨论环境，一件事情首先要大家来讨论，才能形成一个氛围，很多事情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改善的。比如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讲，哈佛大学在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校长是查尔斯·W·艾略特，在他的带领下，哈佛大学有了一个革命性变化，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贡献，而是有大量的人在想这个事怎么办。当年洪堡在德国想要突破传统大学的模式，进而做研究型大学，固然他个人的想法也很重要，但也有很多人在共同参与大学教育的改革和新模式的创造。

我觉得我们得承认，中国教育在过去一些年中进步很大，比如跟我们90年代、80年代读书的时候相比，现在肯定进步很大，包括现在各个大学的科学指数、全球排名等等都提升很快。但确实，按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中国的人口规模来看，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优化工作，让它变得更好。这就讲到第二个问题，现在AI来了，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在于，原来的一些做法可能不合时宜，由于AI的到来，可能变得更加不合时宜，这时候需要我们提供一种改善的可能。我们需要一场讨论，关于中国的教育，从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我们尽管进步很大，但我们今天确实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可以有更大的作为，我们能让中国的教育变得更好。

拿中小学教育来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非常伤害学生的长期成长：我们对学生自由的创造力、好奇心的鼓励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中小学校长、老师也应该有这样一种自觉，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就是在保护他们的未来，就是在保护这个国家的未来。作为大学来说，今天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所以要塑造更鼓励学生自由探索、追求热爱的一种教学和学术气氛，因为人只有在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上，才能做出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成绩。今天正好有AI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挑战，如果你现在不做相应的改革和调整，那些探索了新模式并适应AI发展趋势的学校就有机会走到前面。

俞敏洪：现在欧洲、美国这些国家的学生自由度都比较高，用AI也比较自由，极有可能他们会产生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且这种模式极有可能颠覆原来的教育体系，而我们还在原来的老套路中挣扎，我比较担心这一点。

包刚升：尤其美国高校现在尝试了很多。

俞敏洪：今天大学生其实面临的挑战比我们那时候多，比如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世界冲突、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和变化等等，不管大学能不能反应过来，我觉得大学生本身出于一种自救也应该反应过来了。对于大学生现在所面临的状态，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包刚升：原则上来说还是三件事：一是通识教育，二是专业教育，三是做适应AI时代的自我成长规划。通识教育是老生常谈，现在回过头来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主要还是在通识教育。

什么是通识教育？从古希腊的角度来讲，通识教育就是博雅教育，古代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是民主城邦，公民要投票，所以如果公民没有知识是非常危险的，那时候就发展了一种新的形式，主要给男性公民提供一种教育，内容包括一个人对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理解，诸如数学、语言、哲学、政治、经济、自然、天文这些知识都要学，学了之后就能成为一个可以在社会中跟人辩论、可以做出成熟投票决策的公民。

到了中世纪和再后来，这个传统又变成了现代绅士教育，比如牛津大学的PPE（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专业就是如此，这个专业贡献了英国最多的首相和著名政治家，比如戴维·卡梅伦等。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英国这么多首相来自于这个专业？因为要培养一个能做决策的政治家，不是说你一定要懂很深的、专门的军事、经济、技术，而是你能对人类事务、对自然界有非常广博的知识，这样你才能去判断哪些思想观点靠谱，哪些政策建议靠谱，因为在比较专精的方向，比如军事、经济政策、技术发展、医疗政策等等，都有一帮专家可以在首相周围提供各种各样的具体建议，一个首相不必对所有这些专门知识都有很深的了解，但他要知道做什么样方向性的选择是更优良的。

2025年上半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做Skyline高级访问学者。有一次，在主教学楼的一个院子里，我发现了一个纪念斯坦福大学125周年的牌子，上面就很明确地说，通识教育是斯坦福大学教育的核心。你别看斯坦福大学诞生了多么科技创新，贡献了多少诺贝尔科学奖，又成为许多比如GPS等原创性技术的发源地，还是硅谷很重要的社会支持，他们其实非常重视通识教育。所以我们培养人，首先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无论是对自然也好，社会也好，人类的复杂事务也好，都有充分理解的现代公民，这是通识教育要达到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更是衡量现代大学教育成败的关键。

俞敏洪：我一直觉得通识教育不是说要学到非常精深的知识，而是通过通识教育体系，让你把世界理性的知识和更加辽阔的眼光构建在一起，形成一种连接，这就需要传播通识教育的人，大学教授本身就该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不少大学都没有能力开通识教育课，因为他们的教授不具备这种能力。（笑）

包刚升：我在北大和复旦都待过十年或十年以上，其实北大和复旦在过去20多年里，在通识教育上都有很多努力，比如北大的元培学院、北大的PPE课程，复旦现在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通识教育体系，所以，北大和复旦这样的大学这些年其实在不断地推进通识教育。最近，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正在跟我沟通一个“通识微课”，这也是一个创新，就是把一个课缩减到4到8周，可以是0.5个到1个学分，但学生可以选很多个0.5学分的课，这样你要修4个学分，你就可以上8门课，但这8门课不只是皮毛，因为讲课的教授都是这个领域较有影响力的教授。

俞敏洪：这个好，这个还是有创意。

包刚升：所以，一是通识教育在发展，二是大学的通识教育不是让一个教授教所有的内容，而是要把很多教授组合起来。比如，选比较资深的哲学教授来讲哲学导论，这对于一个数学系的学生来说可能就很有启发。像牛顿这样的伟大科学家，他不光懂自然科学和物理学，还懂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这对他们理解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帮助。英国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不只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他原来还是一个数学教师，他懂物理学，所以许多不同学科的学问是相通的。但确实，在目前大学分科体系之下，要设法挑出几个什么都懂的通识性教授，这是做不到的。

俞敏洪：不可能一个教授讲那么多课，只是说这些教授本身的眼界和他们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以及他们给学生传播通识教育的水平和态度，原则上应该处于同一个水平，甚至要更好。

包刚升：俞老师这一点说得很对。过去，通识教育受重视的程度没那么高，相对来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当中，有很多人并没有深入理解通识教育的理念与本质，但我了解的情况是，今天的世界顶尖大学，包括哈佛和斯坦福，也包括国内的北大和复旦，都比较重视通识教育。确实，通识教育应该更加深入人心。

除了通识教育，同学们当然还需要重视专业教育。专业教育的各个门类相差很大，但无论怎样，学数学的就应该把数学学好，学物理的就应该把物理学好，学医学的就应该把医学学好，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律、社会学各有各的专门学科，也都需要学好。

第三，我觉得对这一代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紧迫的是你要赶上这个AI时代。AI时代是这代年轻人最大的机会，我们要骑上AI这匹快马。一方面，我们在大学里可以学相关的AI技能，如果你是2025年入学大一或研一，三四年以后，等你到人才市场上求职，我觉得有一种素质将会是衡量你的重要标准，就是你的AI能力如何。AI就像人的另一双手脚和另一个大脑，每个人本来只有一个大脑、一双手脚，但因为有了AI，你的大脑和手脚就倍增了。如果你能很好地掌握AI，你的AI技能可以达到比较高的段位，你今后走上社会，无论是创业，搞学术研究，还是去政府机关，工商企业从事专业工作，我觉得跟AI相关的技能都非常重要。

俞敏洪：使用AI的能力，而不是被AI取代。

包刚升：对，如果任何答案都是老板安排给你之后，你直接用AI输出给他，那人家要你干什么？人家聘一个助理就能用AI把该做的工作做了，为什么要雇那么几个人、几十个人？所以，第一要熟练使用AI，掌握必要的AI技能，第二要具备比AI更高的能力，而这个能力跟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所形成的素养有关。

俞敏洪：今天你的学术道路走得相当不错，一是你非常受复旦学生的欢迎，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你讲的课他们都很喜欢，你自己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二是你在学识范围内的大众传播也做得非常不错，你在网络上做了很多常识性的、政治学领域的内容传播，包括在得到做《政治学通识》，在哔哩哔哩上给年轻大学生讲课，做优秀书籍的导读等等。我认为你的每本书都属于普通人都能读懂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普及性的、常识性的著作，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普及工作，是因为这样的普及工作能给你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还是你内心确实对这样的工作带有一定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包刚升：最初还是从使命出发。我认为，学者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创造知识，另一件事情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那你就要写高质量的专著、原创性的论文，当然，自然科学家还涉及到做出技术发明等。除此以外，你还要做传播知识的工作。我认为，学者就是这两个使命。至于俞老师刚刚提到的我的普及性作品和在线的通识导读等，显然就跟传播知识的工作有关。但你出版了书，卖了些书，得了些版税，客观上也是有收益的，这也是事实。

俞敏洪：这能给你带来激励吗？

包刚升：会的。我得说，除了像俞老师这样的大企业家，像我这样教授的人有些财务压力是很正常的。进一步说，我一直认为，社会良性运行的法则就在于此——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对他自身是有利的，同时对这个社会外部也是有利的，如果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社会就会不断地进步。“利己利人，达己达人”，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安排。俞老师当年创办新东方，结果是帮助很多同学去国外读书，拿到学位。当年如果没有新东方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同学出国求学的难度估计会更大些。所以，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法则，也有人把它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这可以实现一个更有效、更良性的运转，也是一个社会有生产率的标志。反过来说，一个社会要避免的是什么事情呢？应该要努力避免对当事人有利而对外部社会不利的事情——如果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那就会导致一种最糟糕的结果。

俞敏洪：我觉得你的书籍都逻辑思维清晰、上下思想贯通，而且语言简单明了、深入浅出。我一直觉得学术著作不管内容多么精彩，普通老百姓最怕的就是读不懂、读不下去，但你的书都很好读，《抵达》我用两天就读完了，《大国的命运》也很好读，说的是从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英国变成了一个帝国之后，对世界政治格局造成的影响，以及别的国家如何根据西方世界的变化，试图在自强的前提之下改变自己，有些大国改变成功了，有些大国改变失败了，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等等。

包刚升：对，《大国的命运》主要讲非西方传统大国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当时的大清帝国恰恰就是一个非西方传统大国。

俞敏洪：你这种比较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文风是后来练成的，还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水平？

包刚升：我自己都很难讲清楚这个问题，我只是天然对比较晦涩的文字有抵触。我过去在微博上也批评过，中国学术界受德系文风的影响比较深，比如像马克思·韦伯早期的中译本，我们很多学者年轻时受了许多比较糟糕的翻译体文风的影响。我认为，这导致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晦涩难懂的文风。这还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比如：我写一本书，特别晦涩难懂，你不一定看得懂，但你也不敢怀疑我的学术水平，你就会觉得我很高深。

俞敏洪：跟我们年轻时候读了特别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关，就是德国文风，本身的特点就是句子非常长。

包刚升：但我后来发现，欧美的文风完全不是这样，从经典的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难读吗？不难读。今天美国大牌教授，包括塞缪尔·亨廷顿，他们的书难读吗？不难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是有误区的。

我理解一个学者的作品应该达到两个标准：第一，他在学术价值上有原创性，他的逻辑比较严密，他应该有独特的贡献；第二，他应该既让学术界读得懂，还能让公众能够理解。我这么多年基本秉承了这样的做法。

俞敏洪：你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读过不少晦涩的文字，哈哈。

包刚升：是的，哈哈。我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一个政治理论研讨会上，公开怼过一些同行，我发现有少数同行那20多页、30页的学术论文，真是不容易读懂，我就在会上公开“怼”他们，我给他们提出了两个灵魂拷问：第一，你的文章我都读不懂，你是政治学教授，我也是政治学教授，只不过你研究的是法国、德国或者英国近代，我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的教授都不容易读懂你的论文，你这个论文是写给谁看的？给你自己看？给专门期刊学术编辑看？给审稿人看？全国有几个人看？显然，没多少人看。第二，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托克维尔到小密尔，从罗尔斯到亨廷顿，他们这些久经考验的学术名著，我读起来毫无困难，凭什么读你的东西我就读不懂？你的学术论文比他们这些经典作品的学术水平更高吗？

所以我觉得，学术作品既要思想深邃，又要通俗流畅。而且文字通俗流畅还可以避免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内容里没有新的创见，大家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当你的文字极其晦涩时，大家可能就看不出来，因为大家读不懂，会误以为这个作品里有原创性。所以，当文字变得通俗易懂的时候，其实对你做学问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你的这篇作品有什么新的贡献吗？这个问题就变得一目了然。

在我写的书里，我自认为《政治学通识》《政治学讲义》等属于知识传播或政治学科普性质的作品，而《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抵达：一部人类政治演化史》《大国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都是我比较重视的原创性研究，我只是试图把这些原创性作品写得比较通俗。

俞敏洪：我也在大学待过，也接触过不少学者，我有一个几乎跟你一致的观点，我一直认为越是故意把自己的文字弄得拗口的教授，其实他的观点越不明朗，他的学问也越浅，越是表达明确的教授，反而学问越高。

包刚升：因为俞老师你有这样的自信，一般读者没有这样的自信，一般读者如果读不懂某某教授写的书，他只会觉得一定是因为人家很高深。

俞敏洪：如果读你的书也读不懂，才得想想为什么读不懂，因为你的书确实比较好读懂。如果要让你在面向学生的严肃学术教学和面向大众常识性的普及之间做个选择，你会更喜欢做哪一边？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

包刚升：我的职业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传媒人，但这两者共通的一点是，无论是大学课堂还是公众传播，都应该有相对严格的学理，要以可靠的学理为基础，这是我作为一个学者做公众传播所秉承的原则。大学课堂、研究生课堂，从本质上讲更注重文献，大量的课堂都是读文献为主，把一个领域最重要的文献挑出来让同学们去读、去讨论，这是现代大学训练学生尤其是研究生最重要的办法。

俞敏洪：所以两个方面的路径完全不一样？

包刚升：对，教学生要培养研究能力，即便他毕业以后，尤其大量的硕士毕业后可能去政府、公司、智库，不见得以学术为业，但这种研究能力还是非常重要。比如一家著名的互联网高科技公司会找我说，包老师，美国国会最近通过了一系列涉及高科技的法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你会发现，这样的机构很需要具有研究和分析能力的员工，所以他们也要在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中选聘人才。我们培养的研究能力和这种岗位的匹配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只有做学问的人才需要具备研究能力，其实，当现代社会变得复杂之后，包括政府机关、企业部门、事业机构，可能都需要一部分人具有研究能力。所以，我希望一个硕士毕业的人离开学校之后，他在研究上应该达到一定的高度，尽管他毕业之后从事的是实务性质而非研究性质的工作。

俞敏洪：从你的观点延伸一下，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教给学生知识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走向知识，或者走向更加深刻的研究和创新能力。

包刚升：对，一种叫知识，一种叫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前者好像是确定的，世界上的知识存量是确定的，理论上可以把政治学有关的最重要的东西都教给孩子们，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能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到一定时候他应该能创造新知识，这是我们要培养的能力。

俞敏洪：你现在花了大量时间做政治学常识的普及，你为什么觉得这件事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非常重要，未来你还打算在这方面做哪些工作？

包刚升：这个问题可能部分跟我在北大的读书经历有关。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其实还不是很普及，我记得厉以宁教授、何伟教授他们就主编过一套《走向市场经济丛书》，是给公务人员或者领导干部们看的。1992年，中国确立了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市场经济到底怎么搞了？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作为常年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教授，厉以宁教授对这些事情是比较精通的，所以他当年除了撰写出版不少原创性的经济理论著作之外，还主编出版了很多这样普及性的书。你说这些普及的书在理论上有多高的原创性吗？并没有，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很多要从事具体决策，甚至从事经营的人，需要比较早地了解市场经济是什么，如何才能建立一套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则与政策框架。所以，社会科学的价值是很高的，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原创性研究，还在于让这个知识为多少人所知晓、理解和认同。

可以顺便说一下，最近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争论很多，其实我们对人文社科有很大的误解，我们可能大大低估了它的价值。这些年理工科与技术进步确实令人眩目，而且我们平时接触的有形的东西好像都是理工科创造的，包括直播间里所有的设备、现在的交通通讯都是理工科创造的。但任何新事物要成为可能，不光要依赖于技术上的创造，还要依赖于非常重要的一点——人的活动能否被有效组织起来。

我们小时候听过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可能还是在我们还没有走出计划经济年代就有的口号。那时候，我们就很注重理工科，但那时候人们有富裕的生活吗？没有。同样重视理工科，为什么当时没有富裕的生活，而现在有？最大的变化，其实不是理工科本身，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人以什么方式来组织是非常重要的，这背后就是制度，而好的制度设计基本要靠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来支撑。所以，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离开了背后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你没法塑造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也就没有办法把人以有效率的方式组织起来。

我常说，在一条大河大江之上修筑一座大坝，这看上去是一个理工科问题，因为这涉及到水利工程、建筑学、力学、发电技术等等，但不同国家修大坝的决策方式、预算、成本分摊和收益分享是不一样的，这些东西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大坝最终能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最简单的常识是，一个大坝有没有可能成为豆腐渣工程？实际上，一个大坝最终来说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不是技术决定的，是制度决定的，是工程技术之外的其他制度安排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文社科在这个时代决不应该被低估，反而更应该得到重视。

俞敏洪：技术进步越快，人文社科越应该跟上。

包刚升：是的，我很赞同俞老师的看法。回到我们的对话，作为政治学教授，我始终要努力做好两件事：第一，要做更多原创性研究，你做学者，尤其在北大、复旦这样的大学，你需要有原创性的知识贡献，这是研究型大学对一个学者的基本要求；第二，要多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后面的工作也会分成两块，我会花相当的时间去写我认为重要的原创性学术专著，但我还会花一些时间去做普及，让更多的知识为社会公众、精英阶层所知晓，这对社会进步是有意义的。

俞敏洪：知识普及太重要了，当更多的人有了这样的常识，社会的变革也会变得更容易。

俞敏洪：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你再向大家推荐一下这本《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

包刚升：我自信，这本书每一章、每一页都有用，不仅对大学生重要，对高中生、对教育工作者、对于家里有中学生和大学生的家长们，也有很大的价值。

俞敏洪：既然你是政治学常识的普及者，除了《大学十讲：怎样读大学》之外，如果要推荐一本有关政治常识的书，你会推荐哪本？

包刚升：对社会公众来说，可以读我的《政治学讲义》，基本上所有人都可以读。对于高校学生，你可能不是政治学专业，我推荐《政治学通识》。但如果你有更高的抱负，你想了解人类政治领域比较深刻的事情，我就推荐《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能对人类政治的来龙去脉有一个通盘的理解。

俞敏洪：我来推荐《抵达》，2023年这本书刚出我就拿到了，我正好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我就翻着读了一下，结果一读就没放得下，两天就读完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人类和政治关系特别宏阔的一部著作，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为什么会走进群体，群体怎会变成社会，社会怎么会需要国家、政府，分析了全世界范围内从古代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政体、演化以及人类为什么能够抵达今天的政治状态，人类为什么要一再寻求最好的政治体制，人类的努力是不断向更好的制度努力的过程，这本书里写得淋漓尽致。

包刚升：谢谢俞老师。

俞敏洪：今天我们谈了很多的话题，谈了包老师个人的成长以及他的早慧，可以说尽管他是一个调皮的学生，但在读书以及专业兴趣的选择上，他在高中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这也表明，如果我们能培养孩子在更早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学习兴趣或者学术兴趣，跟未来的成功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今天包刚升老师有如此的学术成就，跟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对经济、政治感兴趣并且阅读那方面的书籍有重要的关系，使他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不再迷茫，以及后来寻找人生发展方向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多的内耗和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