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赖昌星手下“第一才女”，身材好学历高，让大佬们无法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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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深处的叩问

1999年的深夜，厦门“红楼”五层东侧套间里，杨兰指尖夹着烟，望着落地窗外模糊的城市灯火，突然转向坐在真皮沙发上的赖昌星，声音发颤：“离开这里，到底要什么代价？”

桌上摊开的《刑法修正案》被台灯照得发亮，纸页边缘卷着，像她此刻拧成一团的心——谁能想到，这个曾在名校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的姑娘，会成了这座红色楼宇里最核心的“特殊人才”。

厦门高薪梦碎记

1995年，杨兰在国企办公室里盯着工资条发呆，每月三百多的工资刚够交房租。

这时报纸角落的招聘启事跳出来：“远华集团招行政助理，月薪过万，本科以上，英语六级优先。”

她捏着启事边角，想起毕业时“知识改变命运”的誓言，当天就递了辞职信。

面试在厦门一栋普通写字楼，王姓工作人员穿西装，说话带福建口音，拍着她的简历说：“小姑娘名校毕业，来总部锻炼两年，以后都是管理层。”

杨兰听得心动，数日后跟着他穿过几条街，停在一栋红色楼宇前，门楣上“红楼”两个金字在太阳下晃眼。

商务精英变形记

的名头招来的。

头一个月，培训课排得满当：上午学红酒品鉴，老师拿着醒酒器讲“单宁与酸度”；下午练高尔夫挥杆，教练捏着她的手腕纠正姿势；晚上还要背西餐刀叉顺序，记错了就得罚抄菜单。

姑娘们私下凑一起说，这哪是上班，简直是“名媛速成班”。

直到第三个月，某天下午，会议室遮光帘拉得严实，王姓工作人员搬来录像机，说要上“高级商务接待课”。

屏幕亮起，却是不堪入目的“特殊服务”教学录像。

五个人里，三个当场红了眼，捏着衣角发抖，有个戴眼镜的女生直接摔门跑了，没一会儿又被保安送回来。

杨兰没哭，只是指甲掐进掌心——她知道，这“高薪”的真相，比工资条上的数字更扎心。

智识显露走私军师炼成记

后来的日子，杨兰跟着王姓工作人员出入酒局，白天练的红酒礼仪、高尔夫技巧全用在了陪笑上。

直到那天包间里，山西来的煤老板拍着桌子叹气，说一批二手挖掘机被扣在海关，按“新机”征税得亏掉半条矿。

杨兰捏着酒杯听，突然想起大学《财务管理》里的固定资产折旧表，她凑过去低声说：“试试按‘捐赠’走？”

她拿餐巾纸画机器使用年限、残值率，算“已提折旧额”，说“捐赠给地方乡镇企业，走慈善免税通道，机器按折旧后净值报关，税能降一半”。

煤老板眼睛亮了，赖昌星在旁边盯着她画的表格，突然拍大腿：“这姑娘肚子里有真东西！”

第二天杨兰就搬进了五层带密码锁的办公室，桌上摆着《国际贸易实务》和那本卷边的《刑法修正案》。

她开始和报关员泡在海关总署的编码手册里，讨论“税则第84章”、“原产地规则”，说话时指尖在键盘上敲得飞快，眼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推。

有回赖昌星进来，听见她跟人打电话：“不是按到岸价算，得扣掉运输保险费……”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天气。

人情困局下的危机公关

1999年夏天，王姓工作人员捏着电话听筒手冒汗，挂了电话就往杨兰办公室跑：“赵处长老婆要去举报，说再不放车就把红楼的事捅给纪委！”

桌上的茶杯震得晃了晃，杨兰翻开通讯录，指尖划过“北京-协和-李主任”那行字——那是之前帮某位部长女儿办留学时攒下的关系。

她连夜买了最早一班机票飞北京，包里塞着赵处长儿子的病历，在协和门诊楼蹲了三天，才等到李主任下班。

“孩子这病得找血液科张教授，我帮你约下周特需。”李主任接过她递的信封时，手指顿了顿。

一周后，赵处长收到张教授亲笔签名的诊断报告，附带三张专家会诊单。

当天下午，海关总署就发来通知：“系统故障误扣三十辆雷克萨斯，现予放行。”

杨兰回厦门时，赖昌星在红楼门口等她，递来一串新办公室钥匙：“五层靠窗那间，以后这种事，你多费心。”

她捏着钥匙串，金属冰凉硌手，突然想起刚进红楼时背的西餐礼仪——刀叉摆错会被骂，现在才懂，真正的“规矩”藏在人情往来的缝隙里，每帮一次忙，就多一道看不见的枷锁。

自由名义下的沉沦

捏着五层办公室的钥匙串，杨兰又找赖昌星谈离开的事。

赖昌星靠在办公桌边，手指敲着桌面：“想走？简单，回你母校招几个像你这样的姑娘来。”

她咬着牙答应了——以为这是脱身的跳板。

回校时穿的还是毕业时那套白衬衫，在女生宿舍楼下等学妹，说“远华集团招管培生，月薪过万，总部办公，五险一金全齐”。

学妹们围着她问“真的不用加班吗”、“英语六级不够怎么办”，她笑着拍姑娘们的背：“我就是你们师姐，还能骗你们？”

半年里，五六个姑娘拖着行李箱进了红楼，个个眼睛亮着，像当年的她。

赖昌星每次见她都夸“能干”，说“再招十个，就放你走”。

她开始数日子，甚至收拾好了行李，想着拿到钱就去南方开个小书店。

那天她刚整理好新一批学妹的简历，楼下突然传来警笛声，有人喊“赖老板跑了”，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警察举着枪冲上楼来，她捏着行李箱拉杆的手，突然就软了。

铁窗泪警示光鲜陷阱

2001年庭审录像里，杨兰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头发白了大半，眼神空得像蒙了灰的玻璃。

法官宣判十年有期徒刑时，她没哭，只是手指抠着袖口磨得起毛的布。

她招的那几个学妹，有的在夜场陪酒时被客人打伤，有的躲回老家不敢见人，有个最年轻的还在派出所留了案底。

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当年她盯着“月薪过万”的招聘启事时，怎么就信了呢？

好得离谱的工作，从来都是恶魔递来的糖，咬下去，才知道里面裹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