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急诊室到停尸房：一场被次要责任到主要责任定性的死亡

2023年2月22日晚，58岁的关先生突感胸背剧痛、呼吸困难，他立即怀疑是八年前心梗的复发。妻子王女士火速将他送往常年复查的东莞康华医院急诊科。
接诊的彭医生做出了“换气过度综合征”的诊断，并准备输液后让患者回家。在家属的强烈坚持下，患者才被转入心内科，但近两小时后，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死亡。

01 致命链条：诊疗过程中的多重失守
这起悲剧并非单一疏忽所致，而是一条环环相扣的致命失误链。
首诊医生彭某的执业范围为外科，且临床工作经验未满三年。面对一位胸背剧痛、有冠心病支架植入史的高危患者，他既未启动针对急性胸痛的规范化诊疗流程，也未邀请心内科医生紧急会诊。
根据《急性胸痛急诊诊疗专家共识》，对有冠心病史的胸痛患者，若硝酸酯类药物不能缓解，应立即进入监护室抢救。但关先生并未得到如此对待。
更严重的是，医院病历记录存在矛盾：门诊病历记载“无胸闷胸痛”，而死亡记录则明确写着“胸背痛持续，乏力无法站立”。这种记录混乱，为后续责任认定蒙上阴影。

02 系统漏洞：为何规范流程形同虚设？
关先生的遭遇暴露了医疗系统中存在的深层漏洞。心梗，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AMI），因其临床表现多样且不典型，一直是误诊的高发区。
研究表明，高达20-30%的心梗患者症状不典型，易与胃食管反流病、急性胰腺炎甚至肌肉疼痛混淆。
为此，国内各大医院普遍建立了 “胸痛中心”机制，旨在为急性胸痛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强制进行心电图、心肌酶谱等关键检查，以快速排除最致命的可能性。
然而，在此事件中，这套本应自动触发的生命保障系统完全失灵。医生依赖个人经验做出诊断，绕过了所有标准化排查步骤。

03 鉴定与追责：从医疗事故到刑事立案
事件发生后，两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一步步加重了医方的责任。
东莞市医学会初次鉴定认为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家属不服，申请再次鉴定。
广东省医学会的最终鉴定明确指出，医方未按胸痛中心流程对致命性疾病进行风险排查，且入院后病情预判不足、监护不到位，认定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2025年10月30日，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以“医疗事故”案正式刑事立案调查。这意味着，涉事医务人员可能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此举在医疗纠纷中较为罕见，显示了事件的严重性。

04 沉重的警示：无法挽回的损失与必须补上的短板
关先生的生命无法挽回，但此案留给医疗体系和公众的警示极为沉重。
对医疗机构而言，必须确保硬性流程不被任何理由绕过。特别是对于急诊科，应加强多学科协作与会诊制度，避免专科医生处理非本专业的危重患者。
对于公众，最重要的是认知到心梗症状的多样性。心梗的疼痛可能放射到后背、肩膀、上腹部甚至牙床。一旦出现难以解释的、持续性的剧痛，尤其是伴有大汗、窒息感时，必须第一时间呼叫120，并明确告知不适症状。
在急诊室，如果患者或家属感到诊断过于轻率、与自身严重感受不符，应敢于并坚持要求进行更全面检查，或请求上级医生、相关专科医生会诊。
东莞康华医院里，胸痛中心的标识或许仍然醒目。但对关先生一家来说，这条本应畅通的“黄金通道”已然断裂。两级医学会鉴定书和警方的立案通知书，共同指向了一个系统与个人的双重失误。
这起案件从医疗事故鉴定走向刑事调查，不仅关乎一个家庭的公道，更是在叩问：如何让那些写在纸上的救命流程，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