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疑似是汉奸，马上就可能祸国殃民，杀还是不杀?

文章来源：《皇上走了》，作者：章敬平

汉奸该不该杀?

疑似汉奸该不该杀?

如果疑似汉奸不杀，马上就可能祸国殃民，危急关头，杀还是不杀?

1938年，国民政府的选择是:杀!

这一年9月30日晌午时分，四个怀抱古董花瓶的男人，合乘一辆轿车，驶入唐绍仪在上海的寓所。

唐绍仪

唐绍仪是中华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着墨不多。唐绍仪是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代表，北洋政府首任国务总理，下野之后，他离开纷纷扰扰的京城，移居沪上。起初，唐绍仪住在今天延安西路的一个公馆，淞沪会战后，为了躲避日本战火的叨扰,他搬到法租界，藏身于今日武康路40弄的一栋花园洋楼中。平日里，唐仪或者去今天福州路的杏花楼吃早茶，或者去古董店"淘宝"把艺术品，言行起居给外界的印象只有八个字:颐养天年，不问政事。

南北议和（左一为唐绍仪）

当四个怀抱古董花瓶的访客进人深深的宅院，仆人赶紧禀告唐绍仪。双方不是第一次见面，其中一个访客还是唐绍仪的远房亲戚，毫无戒心的唐绍仪一番寒暄之后，命仆人给客人点烟，没想到火柴早已被访客藏进口袋，仆人起身去拿火柴，也是这西班牙风格的宅院太大了、等仆人返回客厅，唐绍仪已经栽倒在地，身上、地毯上，血迹斑斑。

惊呼之下，庭院中荷枪实弹的保镖们缓过神来，知道访客声犹在耳的"老太爷不必相送"，完全是瞒哄他们的鬼话，持枪紧追刚刚驶出宅门的汽车，看到的只是一个车牌号码。

风驰电掣的救护车，将奄奄一息的唐绍仪送到附近的医院，怎奈那把劈向他后脑勺的斧头没有给医生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半天过后，唐绍仪撒手人寰。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短信，唐绍仪遇刺殒命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才登上沪上报纸，广为人知。

谁杀的?为什么要杀他?

新闻媒体极尽想象之能事，有的说仇家寻仇，有的说黑道谋财，有的说日本阴谋。承担侦查之责的法租界的巡捕们，面对报界的猜测，只字未提，因为他们真的无可奉告。根据保镖们提供的车牌号码，巡捕们查到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至于租车人，姓甚名谁，一问三不知。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领着古董商前来兜售花瓶的远房亲戚，巡捕房当即发出通缉令，悬赏缉拿。而那个远房亲戚早就随那三个古董商躲到了重庆，去蒋介石的军统机关领奖去了。

蒋介石和他领导下的重庆国民政府对唐绍仪的死因心知肚明，但他们隆重上演了一出猫哭耗子的大戏。国民政府对唐绍仪之死表示"沉痛哀悼",予唐绍仪高度评价,不但给钱治丧,还让国史馆记载、宣传他伟大的一生。

要说蒋介石一伙是阴谋家，耍弄两面派手法，在这件事上的确如此，但是，蒋介石等人也是有苦难言。

军统特务知道，唐绍仪海上寓公的生活，只是表面现象，私底下，他们家高朋满座，日本政府和伪政府的高官们频频到访，劝诱唐绍仪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力，拉拢组织统一傀儡政府。蒋介石担心这位国民党元老晚节不保，投降日本人，削弱人民抗日意志，也威逼利诱，拉拢唐绍仪出任国民政府要职。见唐绍仪闪烁其词，军统特务机关劝他远离上海这个是非之地，远去香港。面对规劝，唐绍仪则请大家放心，宁做亡国奴，绝不做汉奸，同时表示，他会择机赴港。

遗憾的是，唐绍仪迟迟没有动身，家里的武装防卫却日趋严密。死死盯住唐绍仪的军统特务们在一个日本高官造访武康路40弄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据说，唐绍仪已经同意，一旦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军事上受到重大挫伤，马上与日本议和。

1938年秋天，国民政府军队在武汉会战中节节败退，危如累卵，担心唐绍仪出山宣布伪政权成立，陷国民政府于被动，认为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的蒋介石下达了刺杀唐绍仪的命令。军统特务得知唐绍仪喜欢古董，就利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靠一个古董花瓶一步步接近了戒备森严的唐绍仪。

据说，国民党高层也有少数人反对蒋介石刺杀唐绍仪，无论如何，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唐绍仪一定要做汉奸，更没有证据表明唐绍仪已经做了汉奸，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对这样一个曾经位高权重的国民党元老下毒手，怎么着，都有一丝不妥。

唐绍仪与孙中山

我不知道蒋介石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我想，蒋介石要剥夺唐绍仪人权中最为重要的生存权，潜意识中可能认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需要克减。克减者，克扣、减少是也。当然，蒋介石的世界里可能压根儿就没有"紧急状态"、"人权克减"之类的法律概念，也不知道自己下令暗杀唐绍仪在法律上可以被理解为"紧急行政措施"。然而，"紧急行政措施"不能想怎么实施就怎么实施，1936年的宪法草案曾规定，国家遇有紧急事变，总统可以在行政会议形成决议之后发布紧急命令，但要在三个月之后提交立法院追认。

平心而论，在人权概念还没有流行的1938年，在对日作战连连失利的危机时代，蒋介石暗杀唐绍仪而后厚葬的两面派做法，的确情有可原。然而，若以今日法学家们关于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原则、程序来看，唐绍仪之死可能就不是铁血除奸的英雄故事，而可能是政府这个暴力工具在紧急状态下，无视最低限度的人道主义标准，草菅人命的暴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历史考据的功夫，时隔大半个世纪，重提此案，不是为了给唐绍仪平反，而是希望借由唐绍仪之死，在人权保护蔚然成风的当下，提出紧急状态下如何保护人权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