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日本观”有参考价值

文︱关品方

梁启超百日维新失败流亡日本，清朝被推翻之后才得以回国。他在日本14年，（1898至1912，25到39岁）是其思想成熟、学术精进、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重要阶段。笔者对梁启超留日期间的成就与贡献由衷敬佩，认为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思想启蒙与报刊创办。梁启超创办《清议报》，抨击清廷腐败，宣传维新思想，发表《少年中国说》等名篇，激发民族觉醒。随后他创办《新民丛报》，系统引入西方政治经济理论，提出“新民说”，主张改造国民性，影响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梁启超提倡 “新文体”革命，融合日文语法与白话文，开创通俗锐利的“新民体”，打破文言桎梏，是近代白话文运动先声。

其次是教育实践与华侨动员。梁启超和当地华侨在东京和神户创办大同学校，培养维新人才，推动华侨教育现代化。他又组织华侨筹款支援革命，早期在檀香山、澳洲、北美等地组织“保皇会”，动员华侨支持国内维新与改革，为后续护国运动奠定基础。

梁启超的主要成就在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翻译和介绍西学，力促国人思想转型。他通过日文书籍接触西方哲学、社会学，译介卢梭、孟德斯鸠学说，推动民主和宪政理念传入中国。他创新佛学与史学，将佛学融入思想史研究，提出“史界革命”，批判传统史观，奠定现代史学方法论，改变僵化的帝王将相编年史的学习方法。

梁启超与时俱进，逐渐从保皇转向革命。他虽主张君主立宪，但支持华侨参与反清活动，为辛亥革命提供思想基础。他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系统地阐释现代民族观念，重塑国族认同，是划时代的贡献。

以上这些是他在日本14年的历程，既是个人思想的“脱胎换骨期”，亦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过渡关键期”。他通过文字、教育与组织，架起了中西文化桥梁，深刻塑造了20世纪初叶中国的思想版图，这一切都在他留日期间基本完成。

正因如此，梁启超对日本的评价，经历了从推崇到警惕的转变，反映在他思想上的演进，有其深层原因，所以值得参考。

他早期推崇日本（1898至1914年），认为明治维新是榜样。“日本之学习西方至速，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吾今察日本变法之条理先后，治效可三年而成。”他称赞日本为“东方新兴之国”，对日本文化有亲近感。“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习日文以译日书，获益甚钜。”，认为中日语言文化相近，学习日本事半功倍。“吾居于日本，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

梁启超后期批判日本（1915至1929年），揭露其侵略野心。“吾知日人似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有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人，或竟为倭人也。”他因为“二十一条”（1915年）等事件，警觉到日本的狼子野心。“日本此前声称‘希望中国之复兴’云云，原来皆是谎言。”他反思日本吹嘘的“大亚洲主义”，认为那是军事扩张和霸权征服。梁启超1929年1月逝世。如果他活过1931年、经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觊觎我东北和华北的领土扩张、妄图对中华民族赶尽杀绝，相信他对日本的批判会更加深刻。他指出日本所谓“中日提携”实为侵略借口，当年是一针见血，洞察先机，十分罕见。

梁启超对日本的核心观点演变，从“以日为师”到“惧日反日”。早期视日本为改革楷模，后期因日本侵华行径转为强烈痛恨，有其时代背景转变的深层原因。梁启超对日本的评价经历了从 “师日” 到 “亲日” 再到 “反日” 的转变，反映了他对日本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早期 “师日” 阶段，梁启超认为日本是 “世界后起之秀，东方先进之雄”。他在《变法通议》中强调日本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改革具有借鉴意义，主张借道日本吸收西方文化。他通过日本译著接触西方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启蒙思想体系。后来，他在《自由书》和《新民说》中开始意识到日本的弊端。1903 年，他在《日本之朝鲜》中质疑日本在朝鲜的强权霸道，批判其干涉朝鲜内政。从那时起，他逐步关注到大和民族某些方面极坏的本质。

梁启超对日本的评价是动态变化的，从早期的学习榜样到后期的批判对象，反映了他对日本的认识从理想化到现实化的过程。他对日本的评价，反映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对国际局势的敏锐洞察。后期他意识到日本政党政治和盲目服从天皇的弊端。他谴责日本干涉别国内政、揭露其意图侵略征服的霸权本质。1915年，他连续发表8篇反日檄文痛斥日本，强调中国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919年，他从巴黎通电全国谴责列强牺牲中国利益迁就日本，呼吁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引爆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日本评价的转变过程，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方向，笔者一直高度认同。不同于亲日媚日和反日仇日，笔者认为应该客观知日、理性警日、冷静批日。在思想启蒙与改革路径选择方面，日本有其作为东方后进国家主动改革而取得成功的一面，可以通过翻译日本书籍、学习日本制度， “借道日本”融会贯通，择优舍劣，取长补短，启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制度革新的探索，这是在“知日”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师日” 。另一方面，对日本军国主复辟，结合到对日本独特的民族劣根性的认识，要做到“警日”和“反日” 。随着对日本社会观察的深入，笔者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国情差异，日本人在盲从乱暴、欺善怕恶、自私自利、“无茶苦茶”（即紊乱无方、乱七八糟）、阴损伪善、首鼠两端、纵情官能、眦雠必报等方面，中国人绝不可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应囗诛笔伐，持续“批日”、长期“抗日”，对大约占5％左右的右翼纳粹狂热极端分子，更要警钟长鸣，不可懈怠，严厉揭露其强横凶残的本质。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定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扼杀于萌芽之时。以上的正确立场，应是中国对日本式现代化路径的批评与反思、秉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坚持。至于中日文化与学术思想的传播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致力文明互鉴，当然应长期坚持、充分肯定。对日本文化的批判性吸收十分关键，既应对日本 “文明开化” “天工开物”严谨认真的一面充分肯定，也应对日本“部落思维”野蛮落后侵略成性的一面高度警惕，促使中华民族重视国民的素质改造和人文革新。日本侵华野心一日不消灭，中国就无法不提高警惕，要警钟长鸣。

笔者认为，梁启超对日本的评价从 “师日” 到 “知日”是多方面的综合衡量，既是对日本现代化经验某些特定方面的肯定（例如工匠精神），也是对中华民族“危与机并存”的觉悟。

笔者进一步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深入研究稍嫌不足。历史上对日本了解极为透彻的人物不多，他们在不同领域展现了对日本的深刻认知。例如王芃生，他是学者、外交家，更是谍报奇才。他研究日本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留日期间深入考察日本社会，著有《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他曾准确预判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七七事变，更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直前破译了日军的密电。他推动修建滇缅公路战略通道，为持久抗战取得国际支持。他被誉为 “日本通”，他的研究和预判对中国抗日战争在外交决策方面有重要影响。此外还有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留日期间研究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他撰写的《日本论》（1928年），剖析日本神道、武士道等文化核心。笔者认为他的观察超越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enedict）的《菊与刀》（1946年）。《菊与刀》指出日本神权迷信、天皇国体和武士精神与日本发动战争有关，其实有为日本开脱之嫌，借此提供理据让美国作出维持日本天皇制度的决定，服务于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让日本甘心情愿臣服在美国脚下。

笔者更认为，中国需要有多些 “知日家”深入理解日本文化和政治，提升对日本的真实认知。现代中国有多位对日本深入了解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文化传播领域为中日关系研究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樊小菊、蒋丰、俞天任和艾佳等，都各有真知灼见。今天，日本极右翼派系上台，有其历史根源和反华政策的延续性，对华强硬意图明显。日本民族性格有军国主义根源，对华扩张野心不死。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极度危险，对日交往应对其扩张思维高度防范警惕。

笔者有预感，随着全球局势的对抗强度不断深化，日本极有可能制造事端（例如自行破坏美军驻日基地、嫁祸中国）引诱中美在西太平洋开战，以达到其修改宪法和积极扩军等系列目的。这是笔者基于对日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及历史的认识，在多维度对日本理解体系的基础上发出的预警。皇姑屯事件和卢沟桥事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