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功德林关押了8名黄埔一期生，仅一人被枪决，他是谁？

1949年12月25日，北京城迎来入冬第一场雪，西直门外一列军用卡车缓缓停在功德林旧址门前，车厢里的八位俘虏互不言语，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结业的将官。

功德林原是清末庙产，1927年被北洋军阀改设为“模范监狱”，同年4月李大钊在此遇难。这座院落因此沾染血色，却因名字带着“功德”二字更显讽刺。

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军区陆续把国民党高阶俘虏送来交由公安部直接管理。与旧政权动辄拷掠不同，新政权试图用系统学习、劳动实践和医疗救治来进行思想改造。

那批被称作“一期生”的人里名头最响的是杜聿明，他42岁进功德林时身患慢性肾炎和坐骨神经痛，入所第二天就提出想见医生。医护答复：“先看病，再谈问题。”一句平常话令他暗暗吃惊。

紧随其后被押到的宋希濂、李仙洲、黄维、曾扩情、范文杰、周振强以及邓子超，对新环境态度各异。有人默不作声整理被褥，有人皱眉打量岗楼，唯独邓子超揽镜自照，神情倔强。

邓子超年长几岁，早在1924年黄埔开学典礼上就因射击成绩首列榜眼。此后北伐、中原大战、庐山保卫战一路顺风，身上多了“嫡系悍将”四个字。他对蒋介石的忠诚近乎宗教情结。

1950年初，功德林开始第一轮政策学习。杜聿明在课堂上认真抄笔记，还私下央求管理员把《论持久战》给他借阅；宋希濂忙着做广播操，想恢复因疟疾削弱的体力；邓子超却翻着白眼，宁肯挤在库房整天擦枪油。

同年5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杜聿明第一次发言：“抗日是职责，内战是错误，能活下来得向老百姓交代。”场内一片静默，随后李仙洲点头附和。几天后，周振强和曾扩情加入自我检讨行列。

情势变化让邓子超愈发激动，他常在操场踱步，低声自语：“绝不认错。”1951年春，他趁夜翻越院墙，没跑出两条街就被哨兵截回。被押回去时他仍嚷着：“我跟了委员长一辈子，决不低头！”

越狱事件震动高层，公安部派工作组专门谈话。邓子超拒绝签字，甚至试图用铁勺刮腕自残。护士紧急包扎，他却冷笑道：“死就是荣耀。”此后，他被单独关押，继续旁听课堂但拒绝发言。

1954年，全国范围开展对战犯的分级评定。杜聿明等人被列为“可改造”，理由是抗日有功且认罪态度好；邓子超被列为“顽固不化”，档案里写下八个字：严重破坏、拒不悔改。

1956年中秋，功德林举行联欢，黄维领头唱起《长城谣》。灯下，杜聿明悄声劝邓子超：“活着才能赎罪，也才能看清真相。”邓子超沉默良久，最终扭头离去，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

1957年11月，根据最高法院批准，邓子超被判处死刑。执行前他写了不到百字的遗书，上款依旧是“介石委员长钧鉴”。当晚九点二十分，刑场枪声在寒风中回荡，黄埔一期八人，只剩他没能走出功德林。

1959年国庆前夕，第一批战犯特赦令发布。杜聿明、宋希濂、周振强、曾扩情走出大门时，正好望见院墙上新刷出的白灰，仿佛提醒世人：一念之间，结局天差地别。

回看那段历史，功德林不仅见证了顽固与醒悟的分水岭，也折射出新政权的自信与耐心。八名黄埔一期生入狱同日，出狱却各有时辰，而邓子超的固执终让他独留在档案上的死亡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