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撰写回忆录，说了很多人的坏话，却唯独对两人保持敬意

1964年秋天，美国马里兰州一栋普通民宅的地下室里，55岁的张国焘不停地敲击打字机，纸卷“哗哗”作响。他在稿纸顶端写下的第一个名字，不是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徐向前。这个开篇安排，透露了他心里始终挥之不去的一根刺。

倒带到1921年，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张国焘意气风发，北大红楼里连夜讨论马克思主义。那一年，他29岁，徐向前、蔡申熙都还默默无闻。谁也不会料到，18年后三人会在陕北窑洞里针锋相对，甚至各为其政。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正忙着对付第三次“围剿”，张国焘却在鄂豫皖根据地自立门户，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职务他牢牢抓在手里。偏偏就在此时，黄埔一期的徐向前和老工运骨干蔡申熙被调来协助，他心里五味杂陈——既需要两人帮忙挡子弹，又担心威望被抢。

川陕边高山密林，枪声回荡。1932年7月黄昏，蔡申熙用一张油纸地图劝张国焘“预觅退路”，对方却摆手：“敌人已经被打痛，哪有功夫再围上来？”那一句“别冲昏头”被扔进风里。三个月后，蒋介石七十余团的新援扑来，红四方面军被迫西撤。

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抬头问：“谁能拿主意？”蔡申熙放下吊着绷带的右臂，语速极慢：“向西转移。”徐向前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短短十七个字，替前线近十万条性命指明生路。张国焘面色难堪，却只能同意。

转移途中，广元以东的嘉陵江口爆发激战。蔡申熙带一个加强连断后，腹部中弹，仍吼着让主力先走。警卫员焦急地拉他，他低声道：“队伍安全，我再撤。”天黑后，担架被抬进山洞，军医苦涩摇头——没有麻醉剂。

翌日凌晨，徐向前赶到，雨水顺着军帽檐滴落，他压低声音：“你先挺一口气，别的等我回来再说。”蔡申熙握着他的手，只挤出四个字：“保住队伍。”这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当天夜里，年仅26岁的“黄埔一期”咽下最后一口气。

同一周，西征大部队终于脱险，在通江县建立新的指挥部。徐向前把作战地图摊开，第一句就是：“按蔡申熙的原计划，打游击、建根据地，一步也不能少。”有人回忆，他那时眼圈通红，却硬是不让泪水掉下来。

长征起步前，红四方面军已扩至八万余人，川陕根据地成了中央红军向西北突进的重要跳板。徐向前自嘲“吃了无数苦头，总算把兵带出来”，但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这却被写成“无视中央、盲目北上”。他笔锋辛辣，几乎把所有昔日同僚都数落了一通。

有意思的是，批评遍地开花，唯独对徐向前和蔡申熙，他字斟句酌，全是敬意。“徐向前军事才能超过常人，遇事冷静，从不摆资格；蔡申熙眼光长远，厌恶军阀作风。”——这是回忆录原句，读来竟带几分惋惜。

1948年秋，张国焘流落香港，为谋生给英文报纸写稿，常被问起红军时代的旧事。他说得云淡风轻，却从不许记者诋毁徐、蔡。有记者追问缘由，他只抛下一句：“我输给毛泽东，不算丢人；但在军中，我服这两位。”

1979年1月3日，寒潮笼罩多伦多。养老院护士凌晨查房，发现82岁的张国焘已无呼吸。第二天简单火化，骨灰被草草安放，亲属栏只留下妻子杨子烈的名字。除了一部尚未译完的英文手稿，他带不走任何功名。

十年后，1989年11月，中央军委公布三十三位军事家名单，蔡申熙名列其中。他的战例写入军校教材，却少有人知道，他曾得到最尖刻的张国焘的由衷敬佩。同年冬天，九十三岁的徐向前在京城住院，他得知此事，颤声说：“老蔡值了。”次年初春，徐帅安详辞世。

岁月推移，红四方面军的硝烟早已散去，战壕化作农田。人们引用张国焘的回忆录，更多是为了研究一段复杂的党史，可那本书里最真诚的文字，却是写给两位已逝战友的褒誉。光阴可以改变结局，难以抹去当事人对英雄素质的认同——即便是失败者，也懂得低头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