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评蔡宗齐《中国历代文论要略》《中国历代文论评选》

《中国历代文论评选》，蔡宗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

《中国历代文论要略》，蔡宗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蔡宗齐文学理论研究书系”共四种：《中国历代文论评选》《中国历代文论要略》《中西文论互鉴录》《中西文论精要评选》。其中第一、二种各四册，已各出三册。蔡先生“总序”中将“重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视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圣杯”，这套书系即在探寻这一“圣杯”，且与西方文学理论相比较，以达互鉴之目的。其立志之高，已情见乎辞矣。

蔡先生声言“重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重构”云者，意味着前人已有建构。蔡先生所列举者乃刘若愚氏《中国文学理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5；杜国清中译，联经出版公司：1981）。刘氏指出中国文学理论是“大体上独立发展”，自成传统；但“很少受到有系统的阐述或明确的描述，通常是简略而隐约地暗示在零散的著作中”，故未成系统。刘氏欲“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抽提出来”，使之成为有系统的文学理论。因为中国文学理论原本是“隐含”（implicitly suggested）的，要将其“抽提出来”（bring out），就需要有一个概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刘氏借用了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的概念架构。艾氏以作品、艺术家、宇宙、观众为艺术作品所涉及的四要素，艾氏以作品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三角图式（见下图），据此将西方文论分为四类：模仿理论（mimetic theories），着眼于作品与宇宙关系；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着眼于作品与观众关系；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着眼于作品与艺术家关系；客观理论（objective theories），着眼于作品自身。刘若愚认为艾氏的四要素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讨论中国文学，并可以给“隐含”的中国文学理论提供一个概念架构，但刘若愚又认为艾氏三角图式不足以涵盖并说明全部中国文学理论，于是将其图式改造成四要素双向循环的圆形图式（见下图），并据此将中国文论分为六类：形上理论（metaphysical theories）、决定理论（deterministic theories）、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ies）、技巧理论（technical theories）、审美理论（aesthetic theories）及实用理论（pragmatic theories）。这六种理论以西方理论术语命名，与艾氏归纳的四种理论有同有异，故可以形成共同概念架构基础上的跨文化比较与对话。

艾氏图式

刘氏图式

蔡宗齐先生认为刘若愚对艾氏三角图式的改造是“天才之举”，因其“提炼出中国文学思维的最显著特征：将文学看成一种四阶段的互动过程”，但同时认为刘氏“未能意识到他自己发明的循环图表潜在的范式意义”，而“一味地追随艾布拉姆斯的步伐，建立了与四个坐标相关的理论类型”。在蔡先生看来，由于刘氏“运用西方分析框架的演绎方法”“存在严重缺陷”，“套用艾氏理论重构中国文论系统”，因而“终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这里出现一个有趣问题。运用艾氏图式分析中国文论并非始自刘若愚氏，正因刘氏认为此前学者直接套用艾氏图式不能契合中国文论，遂加以改造。刘氏自称“这些类目并非先验建立，而是归纳发现”（These categories are not established a prioributrather are discoveredinductively），很明显，刘氏自以为六种理论并非演绎而来，乃是归纳而出，但在蔡宗齐先生看来，刘氏的六类理论非自归纳，而出演绎。刘氏之自述如彼，蔡先生之评论若此，何以二人有对立之判断？关键在于六种理论之归纳与命名。在刘若愚看来，中国文学理论原无系统，“许多重要的批评概念与术语仍未阐明”，“主要的中国文学理论尚未获得适当的论述”，因而需要“更有系统、更完整的分析”，他将系统完整分析的结果用西方的理论术语表述出来，换言之，给中国思想一副西方面目。刘若愚的理想是建立普遍的文学理论，他相信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都具有普遍性的部分，中国文学理论在普遍的文学理论中应有自己的位置与贡献，在他而言，作为现代批评家，在世界性的脉络中（in a cosmopolitan context）研究中国文学理论，运用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术语概括中国文学理论是正当的，这样可以使得中西文论在普遍的概念架构内进行比较，从而进行综合，以达成普遍的文学理论。但在蔡先生看来，如果承认中国文论是独立的传统，那么对中国理论传统的归纳，必然要呈现出中国文论的内在逻辑，要呈现出这种内在逻辑，概念与术语应该是中国的，中国思想应该有中国面目，但刘氏“六种文论类型的命名”全然是西方的，这“证明了他将西方概念演绎性地强加在中国传统上”，给中国思想戴上了西方面具。蔡先生意欲“重构”者，即因之而起。

蔡先生的“重构”要面对刘若愚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判断，即自成传统而未成系统，也要面对刘氏建构出来的中国文论的系统。关于中国文论不成系统说并非始倡自刘若愚，乃是现代学者的基本共识。晚清以来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观念，以为知识必成系统。系统性成为现代中国学者理解的现代学术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多以为中国学术无系统。现代学者对中国文论的看法也是如此。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1942）指出中国传统文论“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即是代表。但是这里所谓“不成系统”，是指思想组织表达上缺乏条理组织，还是指思想本身欠缺系统呢？早在1930年代，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1934）中即提出“实质上的系统”与“形式上的系统”之分，前者关乎思想自身，后者涉及思想的表达。若按冯先生的说法，中国传统文论也有实质上的系统与形式上的系统之分别。冯友兰承认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系统上有欠缺，但有实质上的系统，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如果一个实质上的系统未在形式上被表出，那么这个实质上的系统就是一个隐性的系统，冯友兰所谓“找出”者即是谓此。“找出”实质上的系统即重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而将实质上的系统以语言表达出来，形成一有条理有层次的统一体，便是形式上的系统。就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刘若愚承认并努力“找出”中国文论实质上的系统，不仅如此，而且致力建构中国文论形式上的系统。但是，在蔡宗齐教授看来，刘若愚并未能找出中国文论真正的实质上的系统，相应地也未能建构出中国文论的合理的形式上的系统。蔡先生认为，刘若愚是从西方文论“演绎”出中国文论体系的，刘先生建立起来的中国文论的体系不仅不符合中国文论思想的内在逻辑，而且在形式上也是西方的。刘氏之后，学者们虽然有过种种努力，但是，未能取得令人期待的结果。蔡宗齐先生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其书系“总序”标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体系”，实即冯友兰所谓“实质上的系统”。“内在体系”是隐含在浩如烟海的零散论述中的，如何能够“找出”？蔡先生自称是运用“归纳法”，即从材料中归纳提炼出概念、命题，再组织成更大的系统。但这个更上层的系统如何组织？蔡先生则借用了刘若愚氏的图式。在他看来，刘氏图式揭示了中国文论的特性，即从互动的过程看待文学，但刘氏未能洞悟其图式的典范意义，故未能由此发明中国文论之内在体系，而蔡先生本人则是将刘氏图式所蕴含的潜在的范式意义呈示出来，由此提出文学论、创作论、理解论、审美论作为观念架构。蔡先生认为，这是中国文论的内在观念架构。在这种基本的观念架构下是各种命题与术语，蔡先生所说“中国文论的内在体系”于焉建立。蔡先生《中国历代文论要略》即按照文学论、创作论、理解论、审美论四部分论述中国文论，在各部分中既能提纲挈领，组织各种术语以显其理论结构，又能沿波溯源，以明其历史流变。《中国历代文论评选》则按照上述基本理论架构编选文论材料，这套文论评选与众多的文论选的不同处在于蔡先生试图将文论资料放到一个理论架构当中，从理论架构解释文献，用文献支撑理论，形成一个诠释与论证的互相支持的系统。

自晚清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研究已逾百年，所谓现代研究实即以普遍的现代的实即西方的文学理论审视与诠释中国文学传统，论述其现代意义。何以中国文学传统须用西方文学理论去论述，而非用中国文论去研究？其依据在于西方文论具有普遍的现代性。用西方文论衡量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学不具有普遍的现代性，所以要另起炉灶，按照西方的模式建设中国的新文学；中国传统文论只是地域的历史的，不具普遍的现代性，不仅不能用以研究西方文学，而且也不能用以论述中国文学。林纾以中国史传传统评论西洋小说，被新文学家认为是牵强附会，而新文学家以西洋文学观念评论中国传统文学则被视为理所当然，其背后的观念即在于此。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几代学者一直致力于探寻中国传统文论的普遍的现代的理论意义与价值，并对中国文论进行现代的重建，虽然途径有别，形态各异，但都面临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之间复杂关系。如果历史的地看，这百年的重建史经历了一个重要转变：即从证明中国传统合乎西方以显其普遍的现代价值到论证中国传统别于西方以彰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这种从求同到存异的变化折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与固有文化认识的演变过程。蔡教授的著作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代表了中国学者的最新努力与成就。蔡先生强调中国文论的独特性并非否定普遍的文学理论，事实上，他与刘若愚先生一样有建构普遍文学理论的理想，其著述中的《中西文论互鉴录》《中西文论精要评选》亦可以见其取向与雄心所在，我们充满期待。

来源：张健（澳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