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著性”到底显不显著？——法官更相信数据，还是律师的逻辑？

在越来越多涉及显著性的复杂案件中，公众认知正在从“背景因素”，逐步走向裁判判断的核心位置。

作者 | 任曼曼

很多商标案件，输得并不冤。

律师在庭审中，从商标构成、使用历史、宣传强度层层论证，逻辑也并不薄弱。

但裁判文书里，往往只留下了一句话：

“相关公众尚不足以将其作为来源识别标志。”

问题并不在于“说得不够多”，

而在于——说服的锚点错位了。

一、“显著性不足”，往往不是败在法律上

在不少商标授权确权和侵权案件中，我们看到一种反复出现的情形：

当事人强调品牌投入巨大、市场覆盖广；

律师围绕商标构成、使用情况、商业成功展开论证。

从商业视角看，这些判断并不牵强。

但裁判仍然认定：

“缺乏显著性”或“尚不足以产生区分功能”。

这并不意味着裁判否认商业成功，

而是因为在显著性问题上，裁判必须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相关公众，在看到该标识时，是否会将其作为来源识别标志？

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被清晰回答，

再完整的法律逻辑，也可能显得悬空。

二、显著性，本质上是一个“识别程度”的问题

从裁判视角看，显著性至少包含两个层面：

• 公众是否认识该标识；

• 公众是否通过该标识，稳定地指向特定来源。

前者解决的是“知道不知道”，

后者解决的是“认不认得”。

在实践中，很多争议恰恰卡在第二个层面

——公众可能见过、听过，甚至使用过该标识，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已经形成了清晰、稳定的来源指向。

而这一点，单靠逻辑推演，很难完成证明。

三、为什么“说理充分”，仍然可能说服不了裁判

在显著性问题上，裁判面临一个现实约束：

不能以自身经验，替代公众认知。

即便裁判个人认为某个标识“很有名”，也必须回到案件事实本身，判断：

• 相关公众是否将其视为品牌标识；

• 这种识别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

• 是否足以支持法律意义上的显著性认定。

这也是为什么，在越来越多案件中，裁判关注的重点，开始从“律师如何论证”，转向“公众是如何理解的”。

四、数据的价值，不在于“压倒逻辑”，而在于“补全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显著性调查并不是用数据取代法律判断。

它真正解决的，是事实层面的空缺，例如：

• 在不引导、不提示的情况下，公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 公众是否能够仅凭该标识，指向特定品牌；

• 公众的识别程度是否足够。

当这些问题被呈现出来后，裁判才有条件在此基础上展开法律评价。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并不是为了“赢过对方”，而是为了让裁判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事实基础。

五、并非所有“显著性争议”，都需要调查介入

同样需要明确的是，显著性调查并非万能工具。

在以下情形中，其价值往往有限：

• 标识本身已具有明显固有显著性；

• 争议集中于纯法律适用问题；

• 证据结构已经能够支持稳定认定。

但在以下场景中，调查往往具有关键意义：

• 描述性或弱显著性标识，主张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

• 立体商标、包装装潢等非传统标识；

• 行业通用元素与品牌识别之间界限模糊；

• 裁判在审理中，明确关注公众识别程度问题。

在这些案件中，显著性不再只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种需要被验证的事实状态。

六、当“识别程度”被呈现，论证重心会发生变化

在实际审理中，一个明显的变化是：

当公众是否识别、如何识别被清晰呈现后，裁判的关注点，往往会从“理论上是否成立”，转向“在本案中是否应当认可”。

这种转变，并不会自动决定结果，

但它会显著降低案件论证的不确定性。

结 语

“显著性”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反复强调而自然成立的结论。

它最终取决于一个简单、却无法回避的问题：

公众，是否真的把它当作一个品牌来识别。

当这一点能够被客观呈现，

法律判断，才有真正的落脚点。

这也是为什么，在越来越多涉及显著性的复杂案件中，

公众认知，正在从“背景因素”，逐步走向裁判判断的核心位置。

我们近期结合多起显著性争议案件，

围绕裁判关注的“公众识别问题”，

对哪些情形适合引入调查、调查能解决哪些事实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

相关材料主要用于案件评估与论证结构判断，是否适用，仍需结合个案具体情况。

（本文作者为知产宝市场调查团队负责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力立场）

封面来源 | AI 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