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可以不留名，但是手握法槌的法官岂能不“留名”？

“红领巾”做好事可以不留名，

但法槌落下时，

署名是法官最基本的担当。

“我叫红领巾！”——这句话，咱小时候做好事时都爱用。帮助了别人，挥挥手不留名，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

可现在，一些法官似乎也爱上了这招。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约2万份司法文书里，审判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名字，齐刷刷变成了“XXX”。案号也玩起了消消乐，成了“（ＸＸＸＸ）京ＸＸ民终ＸＸ号”这种猜谜游戏。

做好事不留名，是美德；但裁判文书不署名，又算是哪门子事？

多地法官玩“隐名”

这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南方都市报记者去裁判文书网搜“审判员：XXX”，让人惊掉下巴的是，搜出来20878篇文书。时间集中在2024年、2025年。

地域分布呢？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是“重灾区”，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也跟上了这股“潮流”。

值得欣慰的是，本人所在地江苏，暂时不在上述地名中。

随便点开一份判决书，审判长、审判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一排“XXX”整整齐齐，跟约好了似的。有的法院更绝，连案号、裁定时间、甚至文书中的人物名字，都一并隐去。

这哪是判决书？这简直是“三无产品”！

真的“手滑”了？

最高法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出来回应了。说法是：“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将法官姓名和案号也都隐去，显属不当。”

这话你信吗？反正很多律师和学者心里直打鼓。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郎佩娟说得挺直白：审判人员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理应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名字都藏起来，监督从何谈起？

有法院内部人士透露，文书上网前，通常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作隐名处理。

最高法要求的是“保护当事人隐私”，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但从来没说过要把法官自己的名字也隐掉啊！

这操作，就像厨师上菜时把自己的工号牌摘了——

菜被你一个人做坏了，却试图让全体厨师集体背锅！

“隐名”的法官咋想的？

说全是“操作失误”，恐怕难以服众。

咱们不妨揣摩一下“隐名”法官的心理。

第一，也许是怕了？裁判文书上网，相当于把法官的“作业”贴到公告栏上。写得工整、判得公正，自然不怕看。可万一有点瑕疵，被网友揪出来放大，压力确实不小。

第二，也许是懒了？批量处理，一键隐名，管他是当事人还是法官，全给“XXX”了事。省时省力，至于规范？先放放。

第三，也许想浑水摸鱼？名字一隐，案号一藏，这份判决就成了“断线风筝”。以后有人想追溯、想评价、想引用，难了。“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人都找不着，负责给谁看？

有律师犀利评论：“这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了故事会。”

故事可以匿名，判决能吗？

隐去的名字，流失的公信

这事的危害，比想象中大。

首先，监督是否成空？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谁审理谁负责”。名字都没有，公众怎么监督具体法官？怎么评价他的业务水平？葫芦僧判了葫芦案，你连是谁判的都找不到。

第二，参考价值是否打折？

律师办案、学者研究，经常要检索类似案例。案号是判决书的“身份证”，身份证都模糊了，还怎么精准溯源？怎么保证案例的真实性？

第三，司法公信力是否受伤？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现在阳光还在，但照到的人却“隐身”了。这难免让人联想：是不是有些判决见不得光？是不是不敢承担责任？

古代子产“铸刑书于鼎”，把法律公之于众，就是为了打破“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逻辑。

两千多年后，如果我们的裁判文书反而走向“隐身”，那真是历史的褶皱里，一场无奈的倒车。

署名，是最基本的担当

最高法这次反应很快，明确要求整改，值得点赞。

但更重要的是，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刚性规定必须落实到人。最高法早有要求，法官姓名、案号必须公开。各级法院的领导得带头抓，把这当回事。技术操作不熟？那就培训。系统不好用？那就优化。不能总拿“操作失误”当挡箭牌。

法官必须有“署名”的底气。判案，是行使国家赋予的神圣权力。敢做，就要敢当。一份论证扎实、说理充分的判决书，是法官最好的名片。藏着掖着，反而显得心虚。

司法公开必须动真格。裁判文书上网，不是完成任务凑数量。它是司法公开的窗口，是法治进步的脚印。在隐名规则上，必须明确：保护当事人隐私，天经地义；但审判者的身份，必须堂堂正正。

判决书上那些变成“XXX”的名字背后，是具体的法官，是鲜活的责任。

”红领巾“做好事可以不留名，是因为那份荣誉本身就闪闪发光。而法槌的重量，恰恰需要法官的署名来承载。

当每一份判决书

都敢于亮出审判者的姓名，

当每一个案号都清晰可查，

正义才不会“隐身”，

法治的底气才能穿透纸张，

真正落在人们心里。

时代在看着，

人民在等着——

那些该署下的姓名，

一个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