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应征入伍，到铁道兵部队后，我成了一名卫生兵

1968年12月，我从家乡小镇上的中学应征入伍，实现了我少年时代最重要的梦想。当时看到来我们教室激情演讲，动员我们应征入伍的接兵首长穿着军装那端正挺拔的样子，更加坚信了我当兵的信念。

我们这批兵虽然是1968年12月下旬到达部队的，但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算1969年的兵。

当时，我入伍的是铁道兵部队。到新兵连经过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转入护训队继续进行培训。在护训队培训合格后，我成为了一名卫生兵。那年，我十八岁。

我们部队的医院(那时叫卫生营，后来改叫医院)设在驻地旁边的一处荒地上，是用砖墙围起的几排平房。虽说是初来乍到，但我早就知道了这所大名鼎鼎的“小医院”，那是理疗科一位姓田的针灸医生创下的奇迹。

在六七十年代，部队医院也对驻地周围的乡亲们开放，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针灸治疗。当时驻地附近的一位十八岁的聋哑女孩，也前来求治。最后经过我们医院一位姓田的医生高超的针灸技术治疗和语言训练，女孩有了一定的听力，甚至还能开口说话了。此事一出，我们医院顿时美名远扬。

从护训队毕业后，我跟另外几位女卫生兵一起被分到了对外针灸门诊部，师从针灸科田医生（正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医术高超的田医生）。同时也正是因此，我才跟那座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让我魂牵梦绕的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外针灸门诊部是由一排平房组成的几个诊室，当时驻地附近几百里内生病的乡亲们，特别是聋哑人，都纷纷慕名而来，可谓是门庭若市。因为军民鱼水情，我们也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接待这些前来求医的患者。不仅所有的诊治全部免费，我们甚至还对那些贫困的乡亲们，提供伙食和住宿上的帮助。

与此同时，我们医院还承担着到贫困山区送医送药的任务。但由于是新组建的小医院，能力所限，后来经过研究，决定组成以田医生为组长，加上妇科雷医生、五官科肖医生(这位医生是以五官科为主的全科医生)、三位女卫生兵（包括我在内）和一位男卫生兵在内的七人医疗小组。

小组刚成立后，我们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到离驻地几十公里外的一座大山里的一个最贫穷的公社送药送医。出发前，领导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进行了鼓励，最后特别交代我们要遵守当地的风俗。

随后，我们一行人就带着日用物资和医药器械，坐上了前来送我们的加篷大卡车，一路颠簸的朝着目的地进发。出发的那天，刚好是1969年的中秋节。

我们一行人到达当地县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当地的负责人在一间平房里招待了我们。晚饭是一大盆汤面条，虽然并不丰盛，但我们吃的都很满足。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条下肚，我们一天舟车劳顿的疲劳，都被缓解了。

饭后，县里的几位领导接见了我们，并表达了对我们的欢迎。田组长也代表我们医疗小组全体成员，向领导们表明了我们送药送医的决心。

之后，由于一天的劳累，我们一行人刚回到招待所的房间，都纷纷躺在硬板床上，开始呼呼大睡了起来。

到第二天早上五点左右，我们大家都被叫了起来，然后跟昨天晚上就从山里赶来接我们的老乡们汇合。三位老乡带了三头小毛驴，负责驮运医疗器械和药品，我们几个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行李，带着招待所给我们准备的大饼，在蒙蒙晨雾中，就出发了。

古人云，“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但我们的一切行动却都在计划安排中。夜幕下我们到来，晨雾中我们又离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县城到底是个什么样，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只记得似乎并没有多少高楼，也没有多少灯光，仅此而已。

昨夜歇息的招待所就在山下不远处，迷迷糊糊中跟着老乡，我们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山脚下。由于还不到七点，晨雾还没有散开，我举头仰望，大山很高，但山峰还在被晨雾遮盖着。

这时，一位老乡笑着告诉我们，路途还遥远呢，因为这里距离半山腰的村子，至少还有五个小时的路程，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

虽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爬过像这样高的大山，更不用说还要背着行李了。但我转头向四周看去，大家都没有畏惧，相反，我们的眼中都有一种“偏向艰难行”的豪情。

就这样，在简短的休整后，我们一行人便在老乡的带领，朝着半山腰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