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汤恩伯在日本离世，葬礼上他妻子为何冷着脸说：这是报应？

1954年7月15日清晨，东京涩谷的街道刚被雨水冲刷过，地面泛着细碎亮光。距离青山灵园不到一百米的街角，一群从台湾匆匆赶来的来宾正整理黑呢大衣——再过半小时，汤恩伯的葬礼就要开始。送行的花圈堆得比人还高，高官政要的挽联遮住了半面院墙，唯独找不到蒋介石的名字。人群里，王竟白站得笔直，手套扣得很牢，看不出一丝悲伤。这一幕，让许多旁观者摸不透：夫妻三十年，怎么到了诀别仍是这副冷脸？

讣告写着：因手术意外逝世，享年五十四岁。外界却争论不休——有人猜测是医护事故，还有人直指日本方面做了手脚。流言再喧哗，骨灰罐终究要入土。灵堂内哭声此起彼伏，王竟白没有落泪，低声吐出一句话：“你欠的，总得还。”站在旁边的长女吓得拉住她的衣袖，小声劝道：“妈，别这样。”声量极轻，却被几位记者捕捉，随后“报应”二字在港台坊间传得沸反盈天。

到底是什么债，让一位夫人连象征性的哀痛都免了？向前追溯，可见线索。

时间拨回192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外的石阶上，二十五岁的汤恩伯第一次见到王竟白。那时的他，已经和老家原配有了婚约，但更想攀上新的阶梯。王竟白不仅气质娴雅，更重要的是，她的义父陈仪正活跃在浙系军政核心，握有实权。熟人回忆，汤恩伯当晚回到宿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条路，通往南京。”野心于此显露。

1924年春，陈仪托人把汤恩伯送进日本陆军大学，学费、生活费每月五十块大洋，分文不缺。学成归国后，凭着陈仪的引荐，汤恩伯连跳数级，从旅长到集团军司令不过几年工夫。外人感叹他青云直上，台前幕后却是岳父的“人情铺路”。按理说，饮水思源总算常情，然而权力的考验从不手软。

1948年底，内战形式逆转，华北、华东战场节节崩溃。当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暗地里酝酿和平方案，希望借手握十数万兵力的女婿配合，留一线生机。1949年1月，陈仪的亲笔信送进上海行辕，措辞诚恳。汤恩伯面带笑容，拍着外甥的肩膀说：“回去告诉老伯，我一定亲赴杭州详谈。”转身却把信呈到蒋介石案头，表明“绝无二心”，并把陈仪的计划和盘托出。

结果众所周知。陈仪被捕，翌年6月在马场町就义。行刑前，他只见了几位旧部，唯独拒绝见汤恩伯。王竟白闻讯，悲痛之余，对丈夫彻底死心。1950年秋，她带着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远走美国，只留下一纸“永不相见”的诀别信。从那以后，两人名存实亡。汤恩伯每写信道歉，她一概不回。夫妻情分，就此灰飞烟灭。

若只是一桩家事，或许外界不会多言。问题在于，汤恩伯的“旧账”远不止背叛恩师一条。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命令部队血洗鄂豫皖苏区的乡村，有的地方连老人小孩都未能幸免；抗战爆发后，台儿庄一役按兵不动，使王铭章的122师陷入孤绝；战火蔓延河南，他的部队军纪溃散，劫掠、征粮、逼娶随处可闻，以至当地百姓编了句顺口溜：“蝗、旱、匪、汤，四祸一起降。”

最让国民党高层火冒三丈的，是孟良崮与上海两场大败。1947年5月，他指挥中原兵团西援不力，亲眼看着友军被华野各个击破；1949年守沪，号称二十万大军，“三野一压就散”，还把补给仓库烧个精光。蒋介石当场拍桌子喝斥：“再无汤将军的位置！”权杖既失，昔日心腹转眼边缘。

1953年，胃癌的阴影浮现。汤恩伯多次递呈赴日就医报告，国府高层纷纷搁置。有人暗讽，“昔日百万经费都能吞，如今怎会少你医药钱？”耗到1954年春，肿瘤已穿透胃壁，他才获准前往东京慈惠医大。6月29日凌晨，麻醉尚未褪尽即传出大出血，抢救无效——死讯飞回台北，蒋介石沉默良久，只批了八个字：“后事从简，予以哀荣。”

于是便有了东京那场看似排场豪华实则冷清的葬礼。何应钦、余汉谋例行吊唁，说完套话便匆匆离去；台湾舆论关心的焦点却成了王竟白的“冷脸”。她是否真的说出“报应”二字？史料里没有铁证，但她缺席台湾生活、拒绝奔丧，却是白纸黑字的旅行档案。后人多半相信她说过，因为符合人情，也契合那段纠葛已久的恨。

有意思的是，离世前几个月，汤恩伯曾向熟人透露：“我若有什么三长两短，请把骨灰送回大陆，别留在孤岛。”然而最终，他长眠在东京，墓碑前常年少有人祭扫。战死沙场与病殁异乡，命运就像调转枪口的旧炮，毫无征兆地回击。

将全部功过写在史册，需要详尽的档案、冷静的分析；但民间对人物的记忆，常聚焦于最刺眼的瞬间。妻子一句“这是报应”，像一道无法磨灭的注脚，让汤恩伯的名字与背叛、残酷与失败缠绕在一起。若说历史公平，它的方式或许并不宏大，只在不经意处让人清算逝去的时光与债务。昔日叱咤风云的将领，终在异国医床上匆匆落幕，连灵前最应痛哭的人，都转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