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埋怨孙玉国：你从主席台上下来，为什么只和坐在左面的握手

1974年初春，沈阳的风还带着寒意。阔别七年，33岁的孙玉国推开家门，先是一愣——院子翻修一新，妻子孙国珍泪眼盈盈地迎上来，两人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握着手。夜色很深，他却怎么也睡不着。耳边，总响着一句悄悄话：“你从主席台上下来，怎么只跟左边的人握手？”

回想那一幕，时间要拨回到1969年4月1日。那天，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坐在代表席上的孙玉国刚刚从血与火的珍宝岛前线归来。开幕式前，他被通知有三分钟发言。灯光刺眼，他在数千名代表的注视下讲起3月底的那场恶战。话音未落，毛主席首先站起，掌声骤起，席卷人民大会堂。

休会时，周总理走到他跟前，低声提醒：“等下主席再鼓掌，你上去，敬个礼，握个手。”孙玉国愣了一下，“要上台？”“战斗英雄嘛，该有这个胆量。”总理似笑非笑地拍拍他的肩。果然，下午继续发言时，他提到炸瘫苏制六二坦克，主席再次起立鼓掌。孙玉国热血上涌，大步走上主席台，一声“毛主席万岁”，敬礼，握手。掌声如雷。

激动劲儿过了头，他顺着自己登台的左侧，挨个把手握下来。那排坐着中央几位领导，更多是革命先辈。等他回到座位，同行的侦察员凑到耳旁：“你怎么光跟左边的握？右边那么多人等着呢！”孙玉国这才反应过来，脸腾地红了，“我下台的路在那边，没琢磨别的。”一句憨直解释，却让身边人哭笑不得。

这一“乌龙”没有影响他的前程。1969年9月，他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连跳两级，当了副团长。珍宝岛炮火硝烟未散，组织上就安排他四处作报告。外地礼堂的掌声一波接一波，勋章闪闪，他却难得回到自己的连队。1972年9月，再次归队时，任命书已变成“某边防团团长”。

那几年，孙玉国像是坐上了快车。1973年夏，他调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三个月后，又升沈阳军区副司令，肩扛两星，年仅三十三。有人说他是“飞起来的人”。他笑着摆手，心里却拧着一股劲：不能掉队。于是，身姿笔挺，话更硬，脾气也见长，“话要听我的”成了口头禅。昔日同袍背后嘀咕：英雄的肩章重，心里的距离更远了。

风向突变在1977年。7月1日，经中央军委决定，孙玉国被停职审查。9月，他被要求写检查并交待问题。那阵子，他被隔离在一座院子里，白墙灰砖，寂静得能听见风吹杨树叶。探视受限，孙国珍每隔几日写一封信，“玉国，只要对党忠诚，路还在。”短短一句，把他的心拉回到珍宝岛的冰面上：当年能迎炮火，今天也能扛得住风浪。

被免职的消息公布后，他被按正团职转业。1982年冬，他走进沈阳郊外的一家机械厂。心里打鼓：昔日副司令滑到车间，谁服？可工人们见他第一面，递上热茶：“孙师长，进屋，屋里暖。”没有奚落，没有冷眼。他却像穿了铠甲，话少地厉害。一个焊工看不下去，说：“你要是把自己关在盒子里，咱咋成兄弟？”那天，他才第一次在车间笑出声。

工厂给了他单间宿舍，也给了试错的机会。调度表看不懂，他就半夜琢磨到灯亮；焊机上手不稳，他让师傅拿红漆在地面画线，练到手臂发抖。慢慢地，他能和工友边干活边聊天。一次夜班，一位小伙子指着他：“哎，你刚才笑了，可算像个自家人喽！”众人轰然大笑，他也乐了。

1983年春，公司开设“调整工资委员会”，主任非他莫属。工友工资条怎么定，他挨个敲门听意见：“多几块钱，家里就能多买点肉。”这种换位思考，让他在厂子里口碑极好。1985年考全国厂长执照，他提前写信给考官：“我情况特殊，劳烦早告成绩。”回信只有两字——“合格”。他把信纸叠得整整齐齐，揣进上衣内袋。

1993年，军区后勤部经贸局伸出橄榄枝，请他回炉搞外贸。他去，先是助理，后当副局长，业务飞速上手。1999年，五十七岁的他办理退休，组织特批保留副师级待遇，人走档案留军区。那天，老战友送行，谈起珍宝岛，他只是摇头：“那枚红星章，沉得很呐。”

2002年清明，他再度踏上珍宝岛。冷风卷着芦苇沙沙作响，他默默站在江岸，眼前仿佛又出现那年挥舞驳壳枪的自己。看着对岸的水面，他轻声说：“百年后，把我埋这儿。我得守着他们。”

风吹走话语，只留下岛上几点残雪。那句“为什么只握左边的手”随风飘散，却时常提醒着他：荣耀可来可去，真心永远要对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