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什么样的律师,敢为风口浪尖上的马杜罗辩护?答案其实并不神秘——它藏在一个职业选择高度稳定的履历里:专接最难的案子,只在法律框架内说话。
在美国刑事法庭的舞台上,总有一类特立独行的律师。
他们从不挑轻松好赢的案子,也很少出现在风平浪静的新闻里。
只有当争议烧得最旺、压力堆得最高时,他们的名字才会浮出水面。
巴里·乔尔·波拉克,正是这类律师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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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接下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辩护委托时,法律圈的人并不意外。顺着他的职业履历往回看,这几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一、庭审一开始,他就把问题抬到了最高处
作为首席辩护律师,波拉克在庭审开始前不久,向法院正式提交了代理确认书。
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当庭向联邦地区法官阿尔文·赫勒斯坦明确阐述了辩护方向。
他的表态并不含糊。波拉克直言,辩方将提交一份“篇幅宏大且结构复杂的动议”,其核心目标,是直接挑战美国政府指控的法律基础,以及相关行动本身的合法性。
在法庭上,他当面提出质询:
“马杜罗先生是一名主权国家的元首,他有权享有该职位所赋予的特权与豁免权。此外,围绕这次军事绑架行动本身的合法性,也存在重大争议。”
这一表态,等于在案件伊始,就把辩护的重心放在司法管辖、主权豁免与执法合法性等根本性问题上。
二、为什么是他?答案在他的履历里
外界普遍认为,马杜罗选择波拉克作为代理律师,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
这并不是一次象征性应对,而是准备在法律层面与美国政府正面交锋。
波拉克并非普通辩护律师,他曾担任全美刑事辩护律师协会主席,在美国刑辩界拥有极高声誉。
更重要的是,他过往办理的案件,几乎清一色都是“别人不太愿意接”的那种。
2024年,他通过谈判促成朱利安·阿桑奇承认一项重罪指控,从而换取自由。这起案件横跨新闻自由、国家安全与刑法边界,政治与法律高度纠缠。
再往前,他曾在著名的安然公司倒闭案中,为宽带部门会计主管迈克尔·克劳茨辩护,在面对严厉的欺诈指控时,最终赢得无罪判决。
他还曾帮助一名被误判杀害父母、服刑17年的纽约长岛男子马丁·坦克莱夫成功翻案。
这些案件类型差异极大,却有一个共同点:都处在事实复杂、舆论先行、结果高度不确定的状态中。
三、不做道德裁判,只做程序辩护
回顾波拉克的执业轨迹,会发现他始终保持一种高度一致的风格。
无论案件多么敏感,他几乎从不参与道德层面的争论,也不试图塑造公众形象。
他关心的,始终是几个问题:程序是否正当?指控是否站得住?法律边界是否被突破?
在阿桑奇案中如此,在企业丑闻案中如此,在马杜罗案中,同样如此。
正因如此,他从来不是某一类人的“专属辩护律师”,而是一名标准意义上的联邦刑事辩护人——
在法律规则之内,为当事人争取其应有的权利。
四、同行评价,点出了关键一句话
美国知名律师乔恩·梅在评价这次代理关系时,给出了一句直白的判断:
“马杜罗不可能找到比波拉克更好的法律辩护人了。”
这并不是夸张。对于这样一宗涉及主权、国际法与国内刑事司法交叉的案件,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姿态,而是能够承受复杂度、并且熟悉制度边界的辩护人。
而这,恰恰是波拉克最擅长的领域。
五、一个清晰的职业画像
说到底,波拉克从不用“胜率”来定义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更像是一名长期在制度边界处工作的“技术派”律师。
他选择案件的标准,似乎并不是安全与否、讨喜与否,而是:这个案子,是否真的需要一名能把法律问题说清楚的人。
在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这样的律师不算多,但从未缺席。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法庭才能在最棘手的案件中,依然保持对法律规则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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