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关注华侨问题，晚年更有两大愿望：希望全世界华侨加强团结

1955年4月22日，万隆会议闭幕那天的傍晚，印尼雨骤风急，代表们正匆匆往酒店赶。人群里，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停住脚步，他侧头看见门外躲雨的两位老华侨——他们握着报纸，神情既自豪又忐忑。廖承志走上前，轻声问：“旅居海外多年，可还习惯？”对方瞬间红了眼眶：“祖国越强，我们越有底气！”这句普通的回答，在廖承志心里翻涌许久。自那以后，“侨务”二字便成了他工作表格上最醒目的标签。

时间快转到1977年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通明，邓小平见完观光团代表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笑指廖承志：“庙要重立，这位老菩萨得坐镇。”一句玩笑，实则点名重建中央侨务部门的负责人。那一年，廖承志已经69岁，刚做完心脏手术不久，依旧爽利地点头答应。听众鼓掌，他却只是扶了扶眼镜，默默记下第一条任务：把老同事一个个请回来。

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旧木桌、一部黑色电话。廖承志连夜起草文件、签调令，老同志陆续归队，部门才算有了雏形。难题随即摆上案头——“要不要侨务？华侨是财富还是包袱？”外交部里有年轻处长担心：东南亚各国敏感，弄不好惹麻烦。邓小平的态度很干脆：“三千多万同胞不能推给别人，他们能帮我们同世界交朋友！”一句话定调，争论就此打住。

廖承志常把母亲何香凝的叮嘱挂在嘴边：“把华侨当亲戚。”他想起周恩来总理接见泰国华商李引桐时的对话——“嫁出去的女儿”比喻让在座所有人动容，于是他在干部会议上斩钉截铁声明：“华侨绝不是负担，是宝贵资源。”随后，侨办从干部选拔抓起，人品不过关者一律免谈，以最稳妥的方式确保政策落地。

接下来的三年，归侨子女上学、侨建房产纠纷、华侨大学复课，全靠这支“人手不多但拼命干”的队伍硬啃下。数字最直观：1978—1981年，华侨及港澳台同胞捐资兴办公益项目逾十亿元人民币，全国100多座乡镇因此点亮路灯、添置拖拉机。有人感慨：“原来侨务真的能带动建设。”

华侨事务之外，廖承志心里另有块石头——台湾。1980年春，他在中南海小院散步时对助手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血浓于水嘛，这事总得有人去叩门。”几个月后，中央决定由邓颖超主抓对台工作，廖承志协助。熟悉国民党高层的人脉成了天然优势，他动用旧友关系打前站，先摸温度再投石问路。

1981年初，美国华人名流陈香梅访京，两人深谈数小时。她临走好奇地问：“舅父，是不是统战工具？”廖承志笑着摇头：“只剩一个心愿——看到中国和平统一。”这句话随后被她原样带到台北，传到蒋经国耳中。虽未掀起波澜，却在岛内引发议论，足以说明情感牌并非无用。

致蒋经国的那封公开信起草时间颇长，对台办公室先后改稿十余次，遣词极尽克制。1982年7月24日定稿，信中揽过往恩怨于一笔，重点放在两岸前景：“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信电发后，台湾方面反应冷硬，“投降”二字频频见诸报端，还出现人身攻击。外界担忧廖承志受刺激，他却淡然一句：“冰冻厚，就慢慢化。”

与此同时，他托友人把蒋氏祖墓的最新照片寄往台北。有人不解，他只说：“让经国看看家乡变化是好事。”照片到达时，蒋经国沉默良久。几十年政治对立难消，但乡土亲情总能触动心弦，廖承志抓的正是这一缝隙。

1983年春，侨务工作驶入正轨，廖承志身体却出现反复。他依旧惦记一件事：国内没有系统研究华侨史的机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他连用三个“可惜”——可惜资料散落、可惜年轻人不熟、可惜海外学者抢先。他拍板成立华侨历史研究学会，亲自拟章程，指定广东、上海、云南先行试点。踏实的老学者被请回来，年轻助理填上空缺，短短一年内整理出初步年表、口述记录数百万字。

晚年，他常提两句话：第一，要编出像样的华侨通史；第二，希望全球华侨更加团结。朋友打趣：“老廖，目标太大了吧？”他摆手：“方向对，比速度重要。”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准备确定国家副主席人选，各方一致把票投向这位白发侨长。会场外，他示意工作人员别扶：“我身体还行。”谁知四天后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6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75岁。

灵堂里，侨办墙上贴满各地华侨寄来的黑白电报，从胡志明市到旧金山，邮戳密密麻麻。有人粗略数了数，三天内超过两千封，最远一封来自巴西马瑙斯，信上只有一句简短中文：“老家长一路好走。”

廖承志走后，华侨历史研究学会并未停摆，首部《中国华侨史概论》于1984年底付梓；侨办工作也沿既定方针继续。二十世纪末，对台交流大门逐步打开，当年那封信里提到的“骨肉团聚”变成现实图景。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这些进展虽非一人之力，却少不了他早年的推门动作与夜灯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