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我承包了个废品收购站，挖出了一沓要命的绝密文件

1992年的夏天，热得邪乎，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喊，跟要断气似的。我揣着东拼西凑的三千块钱，在镇东头的烂尾院门口，跟供销社的王主任签了承包合同，那地方，是个没人愿意接手的废品收购站。

那会儿我刚二十出头，在厂里当学徒工，嫌挣得少，又受气，一门心思想自己干点啥。瞅来瞅去，也就废品收购站门槛低，不用啥技术，无非就是收收破烂，分类打包，再卖给县里的回收站，赚个差价。王主任见我是个愣头青，还愿意接这个烂摊子，乐得不行，拍着我肩膀说：“小子，有魄力，这地方你要是能盘活，以后吃喝不愁。”

我信了他的鬼话，等真的接手了才知道，这哪是废品站，简直是个垃圾场。院子里荒草长得比人高，墙角堆着小山似的废纸壳、废铁、玻璃瓶，风一吹，塑料袋满天飞，一股子酸腐味，呛得人直咳嗽。我雇了两个村里的老头，花了半个月，才把院子拾掇利索，又搭了个简易的棚子，算是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开张那天，没啥仪式，就我自己，买了两包红塔山，给附近几个收破烂的小贩散了散，算是打了个招呼。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下午回来分类、过秤，忙到天黑。累是累点，但看着一天天攒起来的钱，心里踏实。

变故发生在那年的深秋。那天刮着大风，天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雨。我正蹲在院子里，把一捆捆废纸壳打包，准备明天拉到县里去卖。突然，院门口来了个中年男人，穿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戴着个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他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麻袋，看着挺沉。

“老板，收废纸不？”男人的声音有点沙哑，还带着点慌张。

我抬头看了看他，点点头：“收啊，啥价都写在墙上了，你自己瞅。”

男人没说话，推着车进了院子，把麻袋往地上一放，那麻袋落地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闷响，不像是废纸的声音。我心里犯嘀咕，走过去踢了踢麻袋：“这里面啥啊？这么沉？”

男人身子一僵，赶紧说：“没啥，没啥，就是些旧书旧报纸，受潮了，沉。”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老板，你给个痛快价，我急着走。”

我接过烟，没点，捏在手里。那时候收废品，最怕的就是收到赃物，尤其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保不齐里面有啥猫腻。但我瞅着男人的样子，不像个坏人，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像是熬了好几个通宵。我犹豫了一下，说：“行吧，我拆开看看，要是没啥问题，就按最高价给你。”

男人一听，脸都白了，赶紧拦着我：“别拆，别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你直接称就行，我不差钱！”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比我预估的价格高出一倍还多。

这一下，我更怀疑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我把钱推回去，说：“规矩不能破，要么拆包验货，要么你拉走，我不做亏心事。”

男人僵持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像是认命了似的，说：“行吧，你拆，但看完了，千万别往外说。”

我点点头，蹲下来，解开麻袋口的绳子。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我捂着鼻子，伸手进去掏，掏出来的不是废纸，而是一摞用牛皮纸包着的文件，用红漆印着两个大字——“绝密”。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绝密”这俩字，我只在电影里见过，那都是跟国家大事挂钩的，怎么会出现在废品站？我手抖得厉害，翻开最上面的一份，里面的内容，看得我心惊肉跳。

那是一份关于镇上一家军工厂的技术文件，详细记录了产品的设计图纸和参数，还有一些人员名单。最让我后背发凉的是，文件的末尾，写着一行小字：“经研究，予以销毁，存档一份。”

男人看着我，眼圈红了，说：“我是军工厂的技术员，姓刘。这厂子，你也知道，前两年效益不好，厂长就动了歪心思，把这些技术文件卖给了外国人。我知道了这事，想举报，可厂长势力大，我怕惹祸上身，就偷偷把这些要销毁的文件藏了起来。现在厂长怀疑到我头上了，我没办法，只能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不然我全家都得遭殃。”

我听得目瞪口呆。军工厂的事，我略有耳闻，前两年确实红火过一阵子，后来突然就不行了，工人都下岗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看着刘技术员，又看看那堆文件，心里五味杂陈。我一个收废品的，每天跟破烂打交道，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卷进这么大的事里。

刘技术员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了：“老板，求求你，要么你把这些文件烧了，要么你帮我交给上面，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不敢去，我怕还没到地方，就被人截住了。”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说：“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院子里的灯亮了一夜，我坐在那堆文件旁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想过把文件烧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只是个收废品的，犯不着掺和这种事。可一想到刘技术员说的话，想到那些被卖掉的国家机密，我心里就堵得慌。我爹是个老党员，从小就教育我，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国家。

第二天一早，我把刘技术员叫到院子里，说：“文件我帮你交，但是你得跟我一起去，你是证人。”

刘技术员愣了半天，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

我把文件重新打包好，塞进三轮车的夹层里，用废纸壳盖得严严实实。然后，我锁上废品站的门，跟刘技术员一起，蹬着三轮车，往县里的公安局去。

一路上，我手心全是汗，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们。路过军工厂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几个穿着黑衣服的人，在门口晃悠，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低下头，加快了蹬车的速度。

到了公安局，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把文件交了上去。接待我们的警察，听完之后，脸色凝重，立马就上报了。没过多久，警车就呼啸着出了县城，直奔镇上的军工厂。

后来的事，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厂长和几个参与倒卖机密的人，都被抓了，军工厂也被整顿了。刘技术员因为举报有功，没受牵连，后来还被调到了县里的技术局工作。

而我，还是那个收废品的。只是从那以后，我再收废品，遇到那种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都会仔细拆开看看。有人说我傻，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去管闲事，万一惹上麻烦，连命都保不住。我笑笑，没说话。

我还记得，那天从公安局出来，刘技术员非要给我一笔钱，我没要。我说：“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

1992年的那个秋天，那个藏着绝密文件的麻袋，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记忆。它让我明白，人这一辈子，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良心。你做了亏心事，就算躲得过一时，也躲不过一辈子的良心谴责。

后来，我的废品收购站越做越大，成了镇上最大的废品回收站。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总是说：“没啥秘诀，就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

日子一天天过，当年的那些惊心动魄，都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个深秋的下午，想起那个慌张的刘技术员，想起那一沓沉甸甸的绝密文件。

它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心，也照出了一个普通人，最朴素的坚守。

有些事，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在关键时刻，守住自己的良心，不辜负，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