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李志民向毛主席写信希望出来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

1972年9月的一个雨夜，福州郊外军区疗养院的灯还亮着，年近七旬的李志民在病榻前铺开信纸。时针指向23点，他把最后一句“哪怕半年，也愿继续为党出力”写得格外用力。五个多小时后，这封信被送往北京，几天后便摆在毛主席案头。

毛主席见到熟悉的名字，思绪立刻被拉回到37年前的黑水河。那时李志民还是红三军团教导营的年轻教导员，为一群牦牛和几只羊险些与王平闹翻。守纪律到“死心眼”的程度，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此信自然要仔细过目。

信件呈上的同时，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也在电话里补充情况。韩先楚与李志民同出西北战场，彼此知根知底，他告诉总参谋部：“老李身子骨还行，就是闲不住。”短短一句“他闲不住”，正是这位老政工干部最大的特点。

李志民的“不闲”源于长期养成的责任感。1948年，他奉命率部解放包头。城里工厂停工、商号紧闭、粮价飞涨，他带着宣传队穿梭大街小巷，贴布告、演快板，三天内让广播电台重响《东方红》。包头能迅速恢复生气，靠的正是这种雷厉风行。

抗美援朝期间，十九兵团的动员大会上，李志民清了清嗓子：“别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国门。”讲话不长，却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三句话融在一起。第五次战役后，他蹲在前沿阵地同年轻指导员聊天，那名指导员后来回忆：“政委说话像自家长辈，心里立马踏实。”

战争结束，他被调到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沿用在抗大时积累的教学方法，硬是把一大堆战斗经验转化成条分缕析的教材。有人劝他引用更多外军范例，他摇头：“自己的血换来的东西，才最管用。”几句话道破“洋教材至上”的迷思。

1969年院校合并，他被下放江西高安农场。从红旗猎猎的将军到插秧犁田的老农，李志民没有怨言，反倒把劳动当作新课堂。看到青年战士锄禾姿势别扭，他会俯身演示，还顺口念上几句湖南老家的号子，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进入七十年代，身体状况下滑，但李志民仍旧保持习惯：凌晨五点起床、翻阅时事文件、晚上记录读书笔记。韩先楚探望时，他冒出一句：“若能再干几年，死也瞑目。”韩先楚深知老友脾性，才有了致电周总理、随后乘军机接回福州的一幕。

毛主席很快在信上批示：“同意。”仅仅两个字，没有客套。批示发出，中央军委随即任命李志民为福州军区政治委员。消息传到疗养院，他笑着抖了抖袖子：“又可以折腾了。”医护人员忍不住提醒：“政委，别太拼！”他摆摆手：“心里有火，身子自然热。”

到任不到一个月，他就拉着机关干部跑基层，走遍闽东山岭和海岛。军区整编需要精简，他主张边整边训，抽出连队到海防前线实打实练习夜间快速装卸炮弹，半年后射击成绩提高一成。有人质疑夜训风险大，他只反问一句：“真打起来，天会挑亮吗？”

1980年调任中央军委顾问，他把多年积攒的笔记册归纳成厚厚一摞材料，主动呈交作战部，“留给后来人”。此后虽不再分管具体事务，却常带着小本跑老区调研。1984年冬，他返回浏阳，见到仍未脱贫的乡亲直皱眉，连夜写了数千字建议，递交地方政府。

1987年11月16日凌晨，北京301医院的监护仪划出长直线。整理遗物时，家属发现一张折叠整齐的纸条：“不要为我影响工作，全党全国都这样怎么得了。”字迹还是那样有力，正如当年写给毛主席的申请。

李志民的军旅生涯跨越土地革命、抗日、解放战争直到抗美援朝，岗位多变，信念未改。1972年那封简短却笃定的请求书，不过是他长期坚持“人在，旗就得扛着”的自然流露。毛主席批下的那两个字，于他而言既是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