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受毛主席接见10次，还被写进文章，78年被免去所有职务，为何

一九七八年深秋清晨的北京已有凉意。王国藩拎着帆布包，默默走出宿舍大门，门口的槐叶被风卷起，又匆匆落下。这一天，他等来了组织的处理决定：免去全部党内职务。消息不突然，他却仍停了半分钟，像是确认脚下的路是不是还在。

回乡的火车上，有人认出了这位昔日的劳动模范，小声嘀咕：“怎么不见身边陪同了？”王国藩笑笑，没有作答。十几年前，他被毛主席接见过十次，每次名单里总有人提醒大家“这就是‘穷棒子社’的王书记”。如今光环散去，他倒觉得肩头轻了。

记忆拉回到一九五二年十月，河北遵化长峪山。那会儿地处山根的西埔村一片荒，二十三户贫农守着石缝里的薄地，连纸都要用苞米皮。王国藩脑子一热，挨家挨户劝人入社。有户人家边听边摇头，还撂下句：“叔，咱们跟您干！”一句俏皮话，却成了决定性的挺身。驴只有三条“所有权”，外人听完笑得前仰后合，“穷棒子社”也由此得名。

钱少种子缺，社员们削木头当犁把，背着粪筐硬往山上抬。种下的高粱苗像火柴棍般细，又被秋雨养得粗壮。一九五三年秋收，亩产竟压过周围单干户。牛、驴、羊陆续添进社里，一辆破车吱呀吱呀往镇里送粮，光景一下子变了样。

记者下乡写了通讯，全国报纸连番转载。更大的推力来自书本。一九五五年，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加按语时写下“只有三条驴腿”的故事，点名赞扬“勤俭办社”。那段铅字让王国藩的名字传遍四方。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多次大型会议，主席见到他常举手招呼。“干得好，要继续努力。”一句简短对话，被现场纪录员写入简报。

荣誉接踵而来。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机关部门负责人，他在顶层视野里见惯了红地毯与闪光灯，但仍照旧掄锄头、下田埂。有人好奇，他只摆摆手：“鞋底沾了泥，脑子里才装得下庄稼事。”

然而特殊年代的浪潮不会因个人清白而收手。一九七六年形势转折，他被要求停职检查。问题不集中在贪腐，而是政治立场上的随波逐流。审查组给出的结论写得克制：缺乏文化，辨别能力不足，有错但无恶意。两年拉锯，到一九七八年作出处理：免去党内全部职务，行政级别不再保留。处分一公布，不少人替他抱不平，他却淡然回县里种地。

回到西埔村，他把老屋院墙刷白，推倒旧仓，拉了几车砖自己垒窑。改革开放的春风刚起，王国藩又忙活起来，先拉起三辆东风车，跑运输；接着用村里闲置房办起电线厂。厂里工人回忆他仍旧那身蓝布褂，吃饭排在最后，手里常拿着计算尺核对铜线损耗。

一九八一年，遵化县水利局邀请他做顾问，副局级待遇。他答应得爽快，但每逢农忙照旧回大队。有人调侃“副局长还下地”，他随口说：“地不分身份，水也不认官。”这句话被记录在当年的县志上。

十次接见的荣耀没能为他遮挡所有风雨，却让他在风雨过后更快站稳。若要问一九七八年为何失去职位，答案其实简单：政治气候改变，一些旧账难免清点。好在账里没有自私自利，只有判断失误，结局便是摘帽而非追责。

多年后，西埔村的老人谈起王国藩，提起的不止三条驴腿的笑话，更有他离京那天背着行李的背影。脱下光亮的外套，他依旧是那个在山坡上用玉米皮记账的庄稼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