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我心中永远的家 | 作者 王兆平

母亲杨荣真40多岁时留影

一、病痛中的呼唤

退休后，我在某高校又继续忙碌了十余年，直到2023年后才真正闲下来。如今，每天清晨在晨光中打太极，去老年大学练习声乐、朗诵，日子轻松又惬意。可近两年，小毛病不时找上门来。前段时间，可恶的眼疾发作，右眼肿得像一盏蒙了雾的灯笼。每天从医院打完点滴回家，躺在床上，时而因还有几件事没处理完而烦躁不安，时而急切地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并非因病痛而感到孤独寂寞，因为还有许多美好的回忆陪伴着我。然而，我心底有许多话想要倾诉，却想不起该对谁说才最为合适，似乎身边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我，此时，我感到一丝委屈和伤感。朦胧中，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婴儿时期的襁褓中 —— 我知道了，在病痛、烦闷、不愉快时，我最想念的人是我的母亲，我所有的话都想讲给她听，也只有她才能懂得我，理解我想说的一切。

可是母亲已经逝世20周年了，20年的离别，并未冲淡我这份深切的思念……

母亲晚年照

二、苦难中成长的少女

母亲名叫杨荣真，祖籍山东，1917年出生。她的一生饱经磨难，却又坚忍不拔。母亲出身贫农，家境贫寒。九岁时，外婆去世，她便和三岁的舅舅跟着奶奶生活。外公有时做点小生意，耕种着几亩薄地，全家人勉强能够糊口。幼时，母亲就带着舅舅跟着奶奶下地干活，逐渐学会了割、砍、锄、镑、摇耧、撒种等农活，还掌握了插花描云等女孩子的针线基本功。同时，她在奶奶的影响下，培养了吃苦耐劳、淳朴善良、肯顾人、能容人，且有志气、有骨气，敢于向生活拼搏的高贵品质。

母亲不识字，但记忆力超群。小时候听戏，几乎听一遍就能全文复述，连戏里的语气都学得惟妙惟肖。她从奶奶那里听了很多故事，经过自己的讲述，更是绘声绘色，优美动听。夏夜的槐树下，邻里的孩子们都围着她，听她讲牛郎织女、穆桂英挂帅的故事，个个听得入迷。没有人教过她逻辑，但她遇事总能分辨得清清楚楚，说话条理清晰，判断力也比较准确。村里很多人遇到拿不准的事，都喜欢找她商量。

父亲王维胜晚年照

三、革命伴侣的诞生

母亲十八岁时与父亲结婚。父亲是王家唯一的男孩子，比他两个姐姐小很多。由于环境的磨炼，父亲从小就胆大、正义，结婚时，在本村也算是力气较大的。1936年底，父亲受鲁西南革命风潮的影响，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后任区党支部书记，经常组织群众与反动势力作斗争。有一次，在给地主干活时，父亲见地主欺负人，便狠狠地揍了地主和狗腿子一顿。此后，父亲完全脱产参加革命工作，在西北革命根据地随湖西地委做地下交通工作。后来，他历任事务股长、副科长、巡视员、交通总站站长。一手组建了地下交通线丰铜沛若干个站点，还开辟了从丰县到山东夏镇、抱头崮、莒县等交通线，将一条条秘密通道织成网，传递党的机要文件，还护送过刘少奇、朱瑞等领导同志。

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母亲便成了他的 “秘密帮手”。老家李庄村有三个交通站点，分别在王来祥家、周学文家、李延康家，母亲常借着去邻居家串门的机会，把纸条、信件裹在玉米面饼里，或包裹在油布中，都把字迹护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潮气晕了墨。她走在田埂上，脚步轻盈，没人知道母亲正在为党传递着重要消息。

四、战火中的家庭守护者

父亲脱产参加革命后，母亲便担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爷爷手有残疾，无法做重活，母亲和爷爷两人算一人给地主耪二八（解放前给地主种一亩地，所收粮食自己分两成，地主八成，称为耪二八），奶奶则给地主做针线活。在革命低潮时期，日本鬼子、伪军、地痞、流氓常勾结在一起抓八路、抓八路家属。在此期间，奶奶因担心害怕整日哭泣，视力急剧下降，最终失明，丧失了劳动能力。这样，两个残疾老人和年幼大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人肩上。

母亲始终对本村地主家不亢不卑。她先在外村吴阁村的张姓地主家做饭、做家务，后来生活难以为继，被迫和本村李延沛的奶奶一起到徐州卖茶、做针线活，还爬火车从连云港贩运虾子、海鱼等海货到徐州来卖，以此养活爷爷奶奶和大姐，同时接济贫穷的亲戚。

后来，经人介绍，母亲到国民党姓张的连长家看孩子。在那里，她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不去抗战却打八路军，当官的都吸大烟，想方设法经商，偷卖汽车零部件赚钱等等，心中十分憎恶。国民党还到处抓壮丁，有一次，国民党抓来一批学生充当兵员，有一个学生逃跑时慌不择路，跑到了家属院。母亲见他满脸是汗，眼神惊慌，赶紧把他推往柴房里，塞给他两个窝窝头和几毛钱，趁天黑偷偷将他送到安全路段，使其逃脱。母亲冒着风险救助被捕学生，显示出非凡的勇气与正义感。

日本人投降后，内战爆发。伪军和地痞、流氓又变得无比猖狂。许多党的基层组织被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被杀害，一片白色恐怖。家里无法再呆下去了，母亲带着爷爷、奶奶和大姐与本村秀琴的奶奶全家逃到南宿县一带去要饭，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坚韧和骨气，坚定了全家人的生活信心。

五、生死边缘的北撤之旅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大转移发生在1946年初，也就是当地所称的 “46年北辙”。母亲安顿好爷爷奶奶和大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二姐，前往西北革命根据地寻找父亲。沿途还乡团、反动会道门横行，母亲白天在庄稼地里躲一天，晚上抱着二姐跑一夜，历尽磨难。越是艰险，越能显示出母亲的机智和勇敢。

有一天傍晚，母亲走到山东省单县田老家村八路军家属李朝岳家时，被反动的 “杆子会” 发现。晚上，“杆子会” 包围了李家，威逼他们交出女八路军。李朝岳全家掩护了母亲，把母亲和二姐藏进棺材里，棺材上面散盖着干山芋秧子和破棉絮等。“杆子会” 搜查时，枪托把棺材敲得啪啪响。搜查无果后，李朝岳的哥哥被 “杆子会” 吊起来毒打。等 “杆子会” 走后，李家才把母亲救出，而二姐因被奶头堵得时间过长已经窒息，按照农村急救老方法提腿朝屁股上拍打，半天才喘过气来。

通过地下交通线，父亲得知母亲和二姐往黄河北方向来了。那时父亲已经当了科长，当即派了张、赵两名同志前去迎接。张、赵两位同志分别抱着二姐，领着母亲不分昼夜地往西北走。一天晚上，他们走到一个村庄休息时，村边突然枪声大作，张同志负责掩护，赵同志抱着二姐，拉着母亲往村外跑。在较远的田地里，赵同志把母亲和二姐安顿在看田的庵子里，自己回到村庄去寻找张同志。机警的母亲怕情况有变，随即抱着二姐离开庵子，走到远处隐蔽起来。过了较长时间，便听到顽军在庵子附近毒打赵同志的声音。母亲捂住嘴，眼泪砸在二姐的脸上。

过了黄河，正是解放军准备大反攻时期。为了做好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给解放军更快地筹备大批雨衣，在父亲的安排下，母亲和另外两名家属到集市去购买土布。刚到集市不久，因讲价格时口音不同被汉奸发现，汉奸当即打死了那两名家属。母亲趁着慌乱人多，往集市西边方向跑去，成群的汉奸在后面追赶，子弹打得树枝嘎嘎作响。母亲左躲右闪，抄小路、拐弯路，时而靠树，时而倚着墙角，后来，在邻村磨坊的磨盘底下躲过了这场灾难。

母亲在解放区里听课、听报告，学习文化，参加一些群众活动，向家属们宣传革命道理，讲胜利后共产党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以母亲的坚韧、果断、机智、勇敢等基本素质，如果不是考虑到家里爷爷奶奶姐姐们都需要照顾，当初留在部队的话，母亲肯定能成为一名有政绩的党的高级干部。

六、解放后的妇女带头人

母亲从西北地区回到家乡后，革命形势仍很严峻。临近解放的前两年，母亲与地主斗、与汉奸斗、与叛变革命的伪保长张瑞申斗，吃尽苦头，最终迎来了曙光。

解放时，母亲担任乡妇女救国会会长，和其他乡干部一起组织受压迫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屋、划成分，到各乡村去宣传指导工作，把各项工作都抓得井井有条，这充分展现了母亲的组织工作能力、协调工作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翻身解放让母亲焕发了高涨的革命热情，当时母亲走村串户，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在乡干部会议上，很多议题都是母亲拿主导意见，她以理服人，旁征博引，把当时的政策运用得较为灵活，分寸把握得也较恰当。特别是在划分成分等工作政策的掌握较为准确，比如张宜桂家定富农比较合适，李振田家定上中农为宜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母亲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母亲与妹妹王秀玲60年代末合影

七、饥荒岁月的无私母爱

我记事的时候，家的附近到处都是水（1957年洪涝灾害），我们家分地主的房子还被改成了食堂（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吃食堂），大家都拿着碗盆去打饭。小学校附近有两座像坟头一样的烧木炭的炉子（大炼钢铁时的小高炉）。

还记得母亲常常把父亲从山东让人拉来的南瓜、干扫帚菜等分给附近的邻居吃，姑妈家、舅家也常来拿（1958年、1959年自然灾害）。

我上小学时，母亲身体很差，全身浮肿。那时，管理区（当时实行县以下四级管理体制，即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给浮肿病人分发大米豆汁，母亲打回家后，总是先给爷爷奶奶、弟弟和我吃。

由于多年的饥饿和劳累，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胃下垂病。当妇女队长期间，母亲不仅身先士卒下地干活，回家后还得磨面、做饭，照顾着残疾的爷爷、瞎眼的奶奶、年幼的弟弟和我。我记得当时家里做三种饭，母亲总是吃最差的。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地里去迎母亲，母亲从地里干活回来，走到半路上走不动了，抱着树，脸色蜡黄。那时我害怕极了，心里很难过，看着母亲的身体状况，担心她恐怕活不了多大年纪。

本人与弟弟王兆敏大学毕业时合影

八、勇敢坚韧的品格传承

母亲胆气很大，不仅敢与天斗、与地斗，还敢与人斗。她与蜕化变质分子李振玉、变节分子李延孝，以及李家宗族八大家分子李振德之子李延荣等做坚决的斗争。我记得，六十年代，母亲大义凛然，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都不是母亲的对手，因为母亲正义、正气，代表多数人讲话，且语言逻辑令人信服。

母亲眼光远大。当时全家八口人都由母亲一人赡养和抚养。母亲深知没有文化的苦，如何培养子女成才是她心中的大事。在家里人口多，农村教育条件差，子女又都年幼，无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母亲敏锐地根据家庭状况分析利弊，毅然决然地把大姐和当时只有十岁的二姐送到山东省父亲那里去上学，我和弟弟妹妹从小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勤奋学习，奋力拼搏。我们姊妹五人虽然吃了些苦，但都有所成就。大姐在国家501工厂担任中层领导工作（现已退休）；二姐1988年就晋升为解放军的一名大校（当时济南军区晋升了四名女大校），享受副军级待遇（现已退休）；弟弟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已退休）；妹妹是一所中专学校的领导（也已退休）；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做教师，后做党政管理干部。没有母亲的严格教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母亲的远见卓识，是一般妇女，包括文化层次较高的妇女都难以企及的。

大姐王秀清

九、改变我一生的母亲教诲

在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始终忙于工作，由于他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我们很少见到父亲，所以见到他时总是怯生生的。母亲重视 “身教胜于言教”，有时甚至 “无为而治”，注重家风对孩子们的影响，从不训斥和体罚子女，总是耐心地给子女讲道理。她和我的几次谈心，让我终生难忘。

我小时候比较顽劣，特别是在离家四、五里的泰山庙小学上高小的时候。上学时和其他小学生一路打架一路走，偷吃地里的麦子、山芋、西瓜、桃子等；把别人家菜园里的茄子当作足球踢向天空；偷摘辣椒、芸豆等摆成各种几何图案等等。惹得邻里厌烦，也常常迟到，上课又漫不经心，学习成绩很差。母亲以访问的形式去见小学校长和班主任老师，了解情况后，找我细谈。她讲我们家几辈子不识字，旧社会贫穷无地位，只有学好文化，将来才有出息。当时我觉得很有道理，也总想按母亲的话去做，但几次尝试后，还是管不住自己，不久又懈怠了。母亲见我变化不大，坏习惯又有反复，学校领导又因我和其他学生打架到家里跟母亲讲情况。邻里也有非议，说我没大出息。我当时感到很委屈，心理压力很大，自卑感也很重，甚至觉得自己不可救药。唯独母亲冷静地让我陈述，问清楚各个事件的原委，然后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了解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可不管怎样，你的处事态度实在不可取。” 当时已经感到绝望的我深受感动，不禁泪水涟涟，母亲的信任对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她让我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

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得了一种可怕的阿米巴痢疾，上课时肚子痛得直呻吟，每天拉肚子数次。母亲带着我到张寨、唐楼各公社医院去医治，我走不动时，母亲就背着我，那时我瘦得皮包骨头。母亲四处求医，但我的病情总不见好转。后来，母亲坚持让我在小学附近的诊所看病，因为那里有一位曾做过国民党军医的汪姓医生。汪医生毕业于军医学校，因历史问题下放到大队诊所，母亲相信他的医学功底和医术。记得当时母亲对汪医生说，花再多的钱也请他查出我的病情，给以根治。在汪医生的治疗方案下，我吃了一瓶德国造的像钢珠一样的丸药后，居然奇迹般地好了。从此，我能吃饭了，也长高、长胖、长壮了。

小学五年级是我生活和身体健康的关键一年。通过当时的阶级教育，我不仅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学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我当上了少先队的中队长，接着又当了大队长。1965年9月我考初中时，全班62人，只考取正取11人，备取1人。我是正取之一，而且考取重点中学的只有我1人。我在初一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继而当了体育委员兼团支部宣传委员，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

母亲很注重对我们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养。因为我是长子，从小母亲就让我参与大人们的活动，和大人们进行思想交流。1966年暑假，母亲让我单独一人去山东省潍坊市解放军第89医院二姐那里度过一个假期，接触了部队的一些军人。也是那年，我被选为毛主席接见的代表（我所在的中学有学生、教师近900人，选出了包括教师在内的红卫兵代表不到20人），母亲让我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我才13岁。

1966年11月11日，在北京长安街，在不到3米的视线中，在缓缓行驶的毛主席接见我们代表的敞篷车队中，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穿着浅灰色的中山装，高大的身躯，宽阔的臂膀，两鬓灰白，脸色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频频向两侧人群挥手。当时我激动得心脏快要跳出来了，无以言表，只喊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的接见，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是我一生成长的强大精神力量，给了我一生为人民服务，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给了我一生努力学习，扎实工作，提高才干，注重修养，着眼现实，放眼祖国，放眼世界的崇高思想境界。毛主席的接见，鼓舞着我的一生，也激励着我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

1970年复课闹革命时，我正在任民办教师，母亲鼓励我上高中，那时我已经接近成熟。母亲被邀请到我上学的中学给全校师生员工做 “忆苦思甜” 教育报告。母亲两个多小时的报告，从事实依据、层次性、条理性，到逻辑性、趣味性等等，都让师生们折服。当时中学的张悍华校长总结说：“这不仅使师生受到忆苦思甜的教育，同时也是给师生上了一场生动的语言艺术课。”

本人退休后照片

我始终努力学习母亲的正直、正义、坚忍不拔的品质，以及她的语言艺术。在学校里，我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当了排长兼团支部书记（那时班级按排、连编制），还担任了校副连长、校团委委员、校政工组组员。我带领学生开展下乡文艺演出、学工、学农等活动。1971年9月，刚满18岁时，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中阶段，对我而言，是一段充实而又闪光的岁月。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先后发展了两批共青团员，其中还包括一些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因此得到了公社党委林秘书等领导的表扬。

1973年9月，我考入某大学物理系，在校学习期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毕业后留校工作时我才22岁。曾先任教师（执教八年，曾任力学教工党支部书记、物理系77级班主任），后转任干部，还曾借调市检察院工作一年。我还参加了由五所高校干部组成的 “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本科班学习，学员约120余人，毕业时共评出10名 “优秀学员”，我校有2名，我是其中之一。又修读了 “现代管理科学基础理论” 专业的函授课程。不久，我晋升为副教授，33岁时由科级升任副处，37岁时又升任正处。

从参加工作至母亲离世，每次相见，她仍像我儿时那样，对我问长问短，叮嘱我 “做人要正，做事要实”，常提起五十年代的 “老三条”—— 政治、经济、生活作风上都不能犯错误。她循循善诱，提醒我严格要求自己，筑牢思想防线，警惕 “背后有眼”，要警钟长鸣，鼓励我不断进取。而我，也始终像小时候那样，向她汇报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二姐王秀兰

十、永远的精神家园

1977年后，弟弟妹妹相继考入大学，母亲才到父亲身边生活。那时母亲虽已年迈，但思维依然敏捷。我也早已为人父，工作繁忙，虽不常在一起，但母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从当年的江苏省沛县唐楼公社李庄村，到后来的山东省济宁地区林业局公寓，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只要有母亲在，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饭菜的香味。无论我们多么失意、多么沮丧，只要母亲在，心中便有了归属与力量。母亲的一生饱经风雨，却始终处变不惊、从容坚定，她是我们王家的中心，是安定的象征。

母亲年届90岁时逝世，已离世20周年了，但我对她的思念从未停歇。我们姊妹几个也常常坐在一起，深情地对母亲缅怀和追思......

母亲的一生是平凡中的不凡，在苦难中显示出智慧的光辉。

母亲是一位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女性，却是一位深藏智慧、胸怀大义的非凡之人。她的才能并非源于书本，而是生活磨砺出的坚韧与洞察。在动荡的岁月里，她以单薄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任，更以坚定的信念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无论是面对物资匮乏的艰难，还是遭遇时代的惊涛骇浪，她始终如磐石般屹立，用行动诠释着“正直”与“正义”——对弱者伸出援手，对不公挺身而出，对信仰矢志不渝。

她的智慧，尤其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尽管不识字，她却懂得“育人先育德”的深意。她以质朴的言语传递做人的根本：做人要正，做事要实，常常提醒我们在政治、经济、生活作风上都不能犯错误。她善于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哲理，她深知知识的力量，因而竭尽全力为我们创造学习条件，从未让我们的教育有半分耽搁。这种超越眼前困顿的格局，正是她作为母亲的大智慧。

而她的“聪慧”，也体现在她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上，对孩子教育的艺术上。正因如此，我们姊妹兄弟五人，个个成长为栋梁之材，这绝非偶然，而是母亲以生命为薪火、以品格为灯盏照亮的结果。

母亲的一生，是一部无字的经典。她的伟大不在于声名显赫，而在于将平凡的日常淬炼成不朽的传承。她是苦难中的光，是家族的灵魂，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用最柔软的双肩，扛起了最沉重的“江山”。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她是一个优秀的母亲。

202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