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更多钱的机会来了”

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压倒性结果，通过了一项特殊的决议，主要内容只有一件事：怎么画世界地图。

地球是球体，曲面无法毫无偏差地铺展成平面，因此绘制世界地图始终难以避免变形。1569年，为了服务航海，欧洲制图学家墨卡托设计出保障方位准确的“墨卡托投影”。后来，这成为世界地图最常用的制图方式。但是，墨卡托投影放大了高纬度地区的视觉面积比例，使非洲在地图上显得“大幅缩小”。

“改地图并不意味着直接收益，但这可能真的让非洲‘赚’到更多钱。”开普敦大学纳尔逊·曼德拉公共治理学院荣誉教授卡洛斯·洛佩斯多年致力于推动“纠正地图”。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为了让世界真正认识非洲，“认识了非洲有多大，就会更注意到非洲的资源与能力”。

66岁的洛佩斯出生于西非国家几内亚比绍的一座小城，成长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在少年时代就深受追求非洲团结、自主的泛非主义影响。20世纪80年代，洛佩斯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从此投身非洲发展事业。2016年离开联合国前，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最近十年，洛佩斯深度参与非洲联盟的改革，出任非盟高级代表、非盟改革小组成员等职。

2026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围绕“如何重识非洲”，专访了洛佩斯。洛佩斯坦诚剖析了非洲的发展困境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他看来，非洲形象的真正变化，除了靠“纠正地图”，更要靠找到自己发展的逻辑。“我们不可能坐等一个忽略非洲的全球体系突然变得公平……先积累足够的实力，再去推动均衡和公平。”

卡洛斯·洛佩斯 图/开普敦大学供

冲突与暴力不是

非洲的“永久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投票通过决议，鼓励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府、学校、科技公司停止使用现行的墨卡托投影地图，以更真实、平等地展现非洲的真实面积。这场历时多年的“纠正地图”运动对我们认识非洲有何实际意义？

洛佩斯：这场运动的核心在于尊严。“非洲故事”一直以来都被以一种贬低非洲大陆规模、忽视非洲自主性的视角来讲述。墨卡托投影法就是一个例子，它歪曲了非洲的真实面积。非洲大陆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但在大多数地图上，它的大小却与格陵兰岛相仿，其实格陵兰岛的面积只有非洲的1/14。

当非洲在视觉上被“压缩”，人们对它的影响力和战略重要性的认知也会随之缩小。更清晰地了解非洲的真实规模，将改变世界看待非洲经济地理的方式，意识到这里有54个国家，数千种语言，以及多元的政治经济体系。

更进一步说，当今世界对非洲最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用非洲的缺陷定义非洲。描述非洲时，人们往往只关心贫困、冲突、移民、援助，却忽视了非洲的资源、能力、转型。

其实，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对全球转型至关重要的多种矿产资源，高速发展的城市和数字市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非洲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首次超过亚洲，这一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持续。我希望，世界地图的变化，可以帮助公众更好地从这些角度认识非洲。

《中国新闻周刊》：非洲确实充满潜力，但很多对非洲的刻板印象也源于现实。比如，近年来，非洲的武装冲突数量和烈度都有所增长，这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非洲大陆冲突的根源？

洛佩斯：诚然，54个非洲国家中，只有8个自独立以来没有经历过武装冲突。当不同群体在获得政治权力、经济机会、公共服务或自然资源收入方面持续存在不平等，一些群体遭到系统性的排斥，不满情绪就可能被政治化，最终演变为暴力。

毋须讳言，在非洲，一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却居住着最贫困的社区。当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矿产、石油或其他资源流出本地，自己却几乎得不到任何基础设施、就业机会或公共服务时，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削弱。此外，冲突还会滋生经济利益，比如非法采矿、人口贩运、武器交易、控制贸易路线，这些都使得暴力有利可图，也使结束暴力变得更加困难。

但即便如此，冲突不应被视为非洲的“永久特征”。欧亚大陆在国家形成、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比较暴力的时期。不同之处在于，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传播的时代，非洲大陆任何地方发生的冲突，都可能强化外界对整个非洲的固有印象。我们既要探索和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又要意识到：某些国家不稳定，不代表整个拥有54个国家的非洲就是“冲突大陆”。

南非贫民区街头的商店

“殖民主义是问题的起点，

但不是终点”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的美以伊战争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这对非洲的发展构成了哪些挑战？

洛佩斯：中东动荡对非洲的影响尤甚。过去二十年来，非洲大陆基于投资、金融、劳动力流动和贸易物流，与海湾地区建立了紧密联系。2024年，海湾国家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额达到约97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5％。至于战争导致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加剧石油进口国的通货膨胀，红海航运中断增加运输时间和成本，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还想提几点不那么广为人知的问题。海湾国家的非洲工人向家乡汇款，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的汇款每年分别达到数百亿美元的规模。这些汇款对许多家庭都至关重要。因此，海湾劳动力市场的危机会直接影响整个非洲大陆家庭和社区的财务稳定。此外，海湾地区的石化生产商供应了非洲农业所需的尿素和其他化肥。如今，这些肥料价格上涨、供应紧张，危及非洲脆弱的粮食安全。

而且，美以伊战争发生时，非洲经济刚刚渡过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动荡，刚刚开始复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新的外部冲击又出现后，油价上涨会推高整个大陆的通货膨胀，迫使非洲各国央行在更长时间内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原本就已日益减少的发展援助将变得更难获得。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还会推高非洲各国政府的借贷成本。

非洲在当前中东紧张局势下受到的冲击，是一个教训。过去二十年来，非洲的经贸伙伴关系日益多元化。多元化是好事，但如果你出口大宗商品、进口必需品、借贷，依赖的是外部伙伴、依赖的是自己无法掌控的贸易通道，那么多元化并不能消除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中国新闻周刊》：非洲自身经济结构长期脆弱，结构性转型如何才能实现？

洛佩斯：殖民主义是问题的起点，它给非洲经济带来了结构性困境。比如，非洲各国的边界是殖民者划定的，缺乏“经济逻辑”；殖民者对非洲的“现代化”建设，只是为了将商品运往海外，而不是让非洲大陆互联互通，这导致非洲只是以被掠夺的“原材料供应商”的身份进入全球市场，非洲各国之间没有成熟的区域贸易体系。

不过，殖民主义不是问题的“终点”。非洲的独立自主意味着非洲自己的责任。殖民主义不能为之后非洲的腐败、糟糕的政策选择或执行失败“背锅”。回看非洲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至少有32个非洲国家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许多独立后的新政府正确地认识到，发展转型需要规划、工业化和积极的政府干预，但这些规划常常包含不切实际的目标。制度薄弱、资金不足、政治不稳定等，也阻碍了实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非洲各国的发展战略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大调整。全面规划变得不再流行，自由化、私有化、削减财政支出和公共部门规模，成为潮流。这严重损害了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非洲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1％，证明所谓自由化政策是失败的。

这种情况下，从21世纪初开始，非洲的主流发展战略又转向了“减贫”，旨在扭转自由化时期的负面影响。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扭曲：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消除贫困的角度讨论发展，而不是关注如何才能改变产生贫困的经济结构。重新分配社会福利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应该是让整个国家拥有更多的生产力。

谈论这些，并不是说我们要重返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划”模式。但非洲确实需要重拾战略雄心、真正落实自身的优先事项。这就回到了问题的起点：殖民主义和发展滞后带来的遗毒是，非洲处于整个现代工业生态系统中价值最低的环节。我们出口矿产而非电池，出口可可而非名牌巧克力，出口农产品而非加工后的高级食品。

非洲国家需要意识到，我们需要更高价值的增长。我们也不可能坐等一个忽略非洲的全球体系突然变得公平。只有深化非洲自己的一体化市场，调动内部的资本、能源、基础设施和技术技能，非洲国家才能慢慢走向物流、设计、数字服务、金融、标准、研发、知识产权等生产链上游。先积累足够的经济实力和集体谈判能力，再去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均衡和公平。

冈比亚上河区首府巴塞街景，加油站出售桶装柴油

在新时代“重构”非洲

《中国新闻周刊》：数据显示，非洲有望在2050年前后向全球贡献近四分之一的人口与庞大劳动力。但本刊记者近期在南非、冈比亚采访时发现，新生儿激增也导致儿童营养不良的病例增多，这甚至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人口到底是非洲的“红利”还是负担？

洛佩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营养不良有时被视为与经济转型无关的社会政策问题，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未来几十年，非洲经济能否取得良好发展，劳动力将是关键支柱。而长期营养不良会对儿童的身心发育造成影响，进而影响其日后的生产力和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所以，对于像冈比亚这样的国家而言，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并非边缘议题，而是构建其未来生产力的关键。

更进一步说，当谈论非洲的“人口红利”时，我们应该记住，人口本身并不能带来红利。庞大的年轻人口只有在健康、受过教育、技能娴熟且能够找到生产性工作机会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经济资产。反过来说，工厂、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本身也并不能改变经济，真正改变经济的是那些有能力运用这些技术的人。所以，如果不投资于提升青年一代的能力，提升医疗保健和教育，歌颂“人口红利”就是空谈。

《中国新闻周刊》：距离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第一代领导者推动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实践，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主张“非洲人应团结起来争取独立统一”的泛非主义，在今天还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洛佩斯：对于非洲的第一代领导人，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视角评判他们的得失。他们需要在结构性的不平等中同时建立起主权国家、民族认同和新的经济体系。此外，时逢冷战，他们的国家经常被大国当作地缘政治棋盘上的棋子。

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代领导人总体上确保了政治独立，捍卫了非洲主权，支持了解放运动，构建了非洲大陆的第一批一体化机构，包括今天的非洲联盟。他们确定了“非洲需要工业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正确观念。当然，他们的失败也显而易见：威权主义、军事干预以及屡屡令人失望的经济实验。

我想，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那一代领导人的成败，而是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时代构建非洲。从这个意义上看，泛非主义不是历史名词，而是一个发展的概念。诞生时，泛非主义是对“非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或文明”的观念反抗。民族解放运动中，泛非主义推动了政治团结，推动非洲大陆实现了最初的一体化。

今天，泛非主义的要义应该有新的变化。正如我们刚刚讨论的，非洲在2026年的中东危机中面临冲击。那么，在缺乏足够的经济自主权的情况下，仅仅实现了政治主权，算是实现了泛非主义吗？我认为，当代泛非主义的具体体现，应当是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非洲金融机构、区域价值链、共同基础设施，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更强有力的集体谈判地位。政治独立是20世纪泛非主义的伟大成就；经济自主和贸易一体化，则是21世纪泛非主义的关键目标。对于国内市场规模相对较小的非洲国家而言，这并非浪漫主义宣言，而是最现实有效的发展战略。

发于2026.9.28总第125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卡洛斯·洛佩斯：非洲如何“纠偏”

记者：曹然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