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也没有想到，跟着中国合作，结果自己也混了一个霸主

伊斯兰堡其实从来没有把“要在南亚当老大”这种话写进国家目标里。它更熟悉的角色，是夹在复杂地缘环境中的一环，长期被视作前线、缓冲区，甚至是问题集中地。可回过头看这十来年的变化，会发现很多转折并不是靠一句口号推动的，而是一些更扎实、更具体的东西一点点铺展开来，比如产业链往哪里延伸，电力如何输送，港口怎样建设，战机和装备如何成体系地生产。

当这些线路慢慢连成一张网，南亚的重心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偏移。巴基斯坦并没有主动宣称要称王，却逐渐变成一个绕不开的节点。穆斯林世界想与中国展开合作，很难避开它；中国要进入南亚、联通印度洋，同样需要它站在中间。

这种带着“霸主”意味的状态，并不是殖民时代那种依靠船坚炮利的扩张，也不是靠在海外驻军多少来体现。更准确地说，它来自几种条件的同时叠加，包括位置卡得很准的地理环境，能够自给并向外输出的能源体系，逐渐成型的军工能力，以及把贸易和结算留在本地的市场与金融安排。当这些条件同时具备，就会形成一种不张扬却很难被忽视的存在感。

回看近三十年的路径，很容易发现它并非突然崛起，而是把与中国合作所积累的成果，一点一点转化成周边必须认真对待的影响力。

最先起变化的，是电。十年前，巴基斯坦的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都被停电深度干扰，一天停电十二到十六个小时并不罕见。缺电直接拖累经济，据估算每年让 GDP 少增长约 1.5 个百分点。在那样的条件下，谈工业升级或吸引外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生产线随时可能被迫停摆。

中巴经济走廊启动后，第一阶段就集中推进了 21 个能源项目，全国新增 8000 兆瓦装机容量，同时将核心输电网络向前延伸了 886 公里。电力一旦稳定下来，变化立刻显现出来，大规模拉闸限电逐渐减少，工厂可以按计划运转，商业活动也不再围着停电时间表安排。

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供电状况明显改善之后，巴基斯坦并没有止步于“够用就好”。它开始通过“回头购电”的方式向阿富汗出售富余电力，并规划与伊朗、塔吉克斯坦展开电力互换。

结果是，它反而成为南亚少有的“电力净出口潜力国”。电价据称下降了约 30%，制造业用电成本第一次低于印度，纺织、化肥、钢铁等支柱产业因此重新获得了一部分国际订单。电力看似只是基础设施，但一旦稳定并形成余量，就等于掌握了区域工业运转的重要条件，谁要扩产、谁要引入新项目，都不得不认真评估这里的供电能力。

电稳住之后，资金流向和结算方式也开始随之调整。2023 年，巴基斯坦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外汇储备货币体系，瓜达尔自由区随后设立人民币清算行，中东和中亚共有 13 家银行接入。

很多人对“离岸中心”这个概念本能地保持警惕，但放在具体场景中看就不难理解，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一方面用于能源结算，另一方面服务转口贸易，让交易在运转过程中不必每一步都绕开美元体系。对美元依赖度下降了 8 个百分点，这并非姿态性的调整，而是资金流向确实多出了一条可行通道。通道一旦存在，贸易习惯就会逐步改变，尤其是与中东能源和区域转口相关的交易，更容易沿着这条路径沉淀下来。

金融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背后还有物流体系的支撑。瓜达尔港在 2013 年转交中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运营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将泊位数量从 3 个扩展到 9 个，吃水深度达到 14.5 米，能够接纳 20 万吨级散货船。

到 2024 年，第二条集装箱码头投入使用，年吞吐能力提升至 100 万标箱。港口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规模扩大，更在于航线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提升，随之而来的仓储、保税、加工和运输体系也逐步成形。

陆路衔接同样关键。依托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的 1100 公里铁路改造，瓜达尔到喀什的运输时间从原来的 12 天缩短到 4 天。据称，这条通道相较传统的印度洋—马六甲—南海航线，距离缩短了约 7000 海里。

对中东原油和中亚矿石等大宗商品来说，这意味着多了一条可选的陆路路径，平时未必频繁使用，但在局势紧张、航道不稳或成本测算发生变化时，就会成为现实选项。沙特阿美将瓜达尔作为二次分销基地，哈萨克斯坦计划在 2025 年试运 100 万吨小麦经瓜达尔转海路出口，都是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结果。

伊斯兰堡并未只满足于“过境”，而是通过过境费和保税加工形成组合收益，使港口所在的俾路支省财政在三年内实现翻番。一个原本被视为南亚边缘的地区，就这样逐步转变为欧亚非陆桥上的关键节点。

当电力、资金和通道同时运转起来，外交姿态也随之发生变化。过去，巴基斯坦在南亚更多扮演被动平衡者的角色，尤其是在面对印度时。但当它能够提供的不再只是立场表态，而是一整套可以直接落地的方案，包括稳定的电力供应、港口直航以及配套的转口与结算安排，周边国家对它的看法就变得更加务实。

2024 年，北京在昆明促成中—巴—孟三方副外长会谈，签署了 12 项合作协议。更引人注意的是，伊斯兰堡首次以主导者身份向达卡提出港口直航和电力出口方案，将 1971 年战争遗留下来的裂痕，逐步引导向经济互补的方向。变化的关键不在表态，而在于它确实拿得出资源和通道，给对方提供了可以计算的选择。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军工领域，只是表现得更为直接。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Block 3 在 2024 年向尼日利亚交付 3 架、向阿塞拜疆交付 12 架，价格被认为仅为 F-16 的三分之一，伊拉克和埃及也在就 40 架订单展开谈判。

坦克、舰艇和无人机沿着相似路径推进，“哈立德”MBT-2000 获得孟加拉 44 辆订单，HQ-17AE 防空系统首次出口阿联酋，054A/P 护卫舰被阿尔及利亚纳入 2026 年前的采购清单。这里的核心在于，伊斯兰堡既是引入技术的一方，也是出口方案的一方。

中国技术先在本国完整落地，再通过实际使用和验证形成可信背书，随后与经验和配套一起推向更多穆斯林国家，逐渐形成“中国研发、巴基斯坦试用、面向外部市场输出”的稳定模式。到 2025 财年，巴军工出口额据称首次突破 15 亿美元，进入全球武器出口前 15 名，并被《简氏》称为“穆斯林世界的军火旗舰店”。它并不试图在规模上与传统军火强国竞争，而是依靠价格优势、可获得性和成套解决方案打开空间。

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能更清楚地理解所谓“枢纽霸主”的含义。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霸权国家，没有遍布海外的军事存在，也不掌握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否决权，但却能够把能源、物流、军工和金融整合进同一个体系，使周边在作出选择时多了一条无法忽视的路径。

中东关注的是港口条件和人民币结算，中亚看重的是电力供应与出海通道，穆斯林世界需要的是性价比突出的军工产品，中国则需要它作为撬动南亚和印度洋的重要支点。单独来看，这些都谈不上“统治”，但当它们集中在同一个节点上时，影响力自然会不断放大。

最终呈现出来的巴基斯坦，更像是一种被结构推着完成的升级。从一度被外界形容为“失败边缘”的国家，借助中巴经济走廊这根杠杆，逐步抬升到南亚、中东和中亚交汇地带的关键位置。它或许从未打算主动称王，但当电网铺开、港口成型、铁路贯通、结算渠道稳定运转、军工出口持续增长，周边在谈合作时就很难绕开伊斯兰堡。历史给它发了一手相当顺的牌，而递牌的人，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