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少将：全家军人8名，儿媳是97年授予少将军衔唯一女性

“不知名”少将：全家军人8名，儿媳是97年授予少将军衔唯一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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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莫斯科夜风凛冽。布尔登科研究所的手术灯一直亮到凌晨两点，三叉神经节肿瘤切除进入最后缝合环节。执刀者不是苏联本国专家，而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副博士学员——涂通今。手术结束，所长叶果洛夫拍拍他的肩膀，只说了四个字：“妙极，涂同志！”这场手术，为涂通今赢得“第一名中国留学生”的名号，也让苏联同行记住了那位外表谦逊、动作极稳的东方军医。

追溯这位后来默默无闻的开国少将，要从1914年夏末的福建汀州说起。那个贫寒乡村的私塾里，祖父翻出《三字经》，在“通古今”三字处停笔，于是“涂通今”诞生。家里田薄，桌上常常只有红薯干，但男孩读书极勤，十里八乡都说他有出息。可惜土地革命风声鹤唳，15岁那年，他丢下书包挑起扁担，日子似乎越走越窄。

转机发生在1929年重阳前后。毛委员住在涂坊街头的药店，给乡亲们讲“打土豪、分田地”。少年的血热了，他随队伍跑前跑后，很快加入少先队。1932年正式编入红军时，他渴望端枪冲锋，却接到命令：“去考看护班！”题目是“为什么要学看护”，他愣了一下，把在红军医务所见到的一副对联抄了上去，竟摘得第一。冥冥之中，医学之路向他敞开。

随后的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他一边背药箱救人，一边把陆续送来的伤员从鬼门关拉回。血水、硝烟、哀嚎，让他下定决心：非把医术练到极致不可。那几年，他的行囊里只有《人体解剖学》《外科手册》和几枚缝合针。爱情？他没想过，直到遇见一个叫王黎的女孩。

1940年春，延安枣园。一场联合培训让“特训班”的他与“调剂九期”的王黎住进同一院落。19岁的她剪着短发，灰呢军装整洁利落；25岁的他浑身酒精味，整天埋首纱布。几次开会“对表”，两人都察觉到彼此的目光。一次河边散步，涂通今憋红脸问：“你有对象吗？”王黎摇头，他心中一热，却忙把话咽回肚里。此后，他悄悄给她洗军装、打水。姑娘心细如发，怎会不知？

1941年5月1日，延安窑洞里挂上一张红纸：“革命伴侣，今日结婚。”婚宴极简，羊肉、白萝卜、牛肉各一碗，却热闹得很。夜深，他低声说：“我今生不离你。”她回一句：“我生死都跟你。”承诺落地，风烛岁月难以吹散。

太平并未到来。1945年初秋，彭真找到他：“去东北。”两人又一次分别。王黎抱着襁褓里的涂柳果哭到天亮。半年后，她硬是步行加倒车五千公里，带娃赶到沈阳野战医院。有人劝：“别去，太危险。”她笑笑：“医生怕伤病？我是军人家属。”

新中国成立后，医学短板突出。1950年，中央选派二百名干部赴苏深造，涂通今榜上有名。王黎知情后没掉一滴泪，只把旧军衣缝密：“别惦记家，专心学。”临登车，她把三岁小儿塞进他怀里，小家伙喊：“爸爸快回！”他强忍哽咽，把孩子递回去，再没回头。

在莫斯科的六年，他日夜泡在手术室、解剖室、阅览室。俄文、拉丁文、拉丁文再加中文笔记，一摞摞摞高。导师建议研究“小脑脑电图”，他却坚持三叉神经节肿瘤，因为“国内大量伤兵需要这套手术”。1956年秋，他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副博士。评委会给的评价很直白：“非常适合战地大型医院推广。”

回国后，他成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最早的神经外科带头人，也是该院首任院长。权柄在手，他只提两条：一是床位挤，也要拉伤兵进；二是学生敢提问题，就让上台动刀。有人问为啥这样紧，他答得干脆：“枪响一秒，生命少一秒。”同事笑称他是“红军博士”。

事业之外，他的家也是一支“微缩军队”。三个儿子，全部从军。老大从事普外，老二钻神经内科，老三国防大学研究生后远赴美国。更热闹的是儿媳——1997年，中央一次性授衔少将仅一位女性，她正是老大夫人。那年授衔大会后，有人打趣：“涂家凑够两个将军了。”细算下来，涂氏一门八名现役或转业军人，亲友聚会常被揶揄“点名就能排成军官连”。

2008年深秋，记者在丰台六所探访。95岁的涂通今拄着拐杖，声音洪亮；89岁的王黎端着汀州酿，轻轻提醒：“你别站久了。”老人笑道：“手术台都站过几十年，采访站一会算啥。”那天，他们给客人摆出红烧肉、炒饼，菜单与当年恋爱周年几乎一模一样。

2023年4月3日19时05分，北京春雨方停。涂通今走完最后一程，享年109岁。讣告发出后，军医系统不少年轻人这才发现：原来那位“红军博士”还是开国少将。有人感叹，“不知名”只是公众视角里的一角，而在战地手术台、在科研档案、在学生心里，他的名字从未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