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巨变：特朗普又盯上了谁的“主权”？

民智评论

作者：邵逸飞，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赵吉宸，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正文约30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2026 开年，拉丁美洲地缘政治的钟摆再度加速，又为这个地区增添了几分魔幻现实主义气息。

围绕美国对委内瑞拉政局的外部施压、合法性争议与资源政治纠缠，以及特朗普可能带来的更强硬路线预期，“主权”（Sovereignty）这一看似陈旧的概念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

“主权”曾被视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之后国际秩序的重中之重：边界之内，最高权威；边界之外，互不干涉。

然而现实世界不断提醒我们，对一个国家而言，主权并不总是稳固的“权力”，也不存在绝对尊重下的“平等”。

相反，它常常是一种随冲突而被建构的“关系”：合法性、主权与民族自决等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会在地缘政治冲突中被持续质疑并重写。

▲《明斯特和约》（Peace of Münster）的通过。作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一部分，该和约终结了三十年战争。

威斯特伐利亚的幽灵：主权的法理外衣

如果我们把主权理解为一种“天赋权力”，那么从国际法意义上来说，无外乎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自主。

但若把主权理解为一种现实能力，它实质上是国家机器的具象化呈现与力量延伸。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指出：在缺乏更高权威的无政府结构中，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与生存，而非道德自证；没有“利维坦” （Leviathan），秩序本身就极易陷入暴力的循环，并被强者塑形。

▲《利维坦》是由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撰写的一部著作，出版于 1651 年。其书名源自《圣经》中的深海巨兽“利维坦”。

因此，主权并非静态；而是一套能持续维持国家运转的制度性安排：对内能提供公共品与资源；对外能抵抗胁迫、维持必要的外交关系与战略斡旋空间。内外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动态的安全感，来证明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

这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法理主权”与“事实主权”的脱钩会格外危险：当一个政权无法稳定信用、关键供给、治安与行政效能时，即使它在国际法上仍可被承认为国家，但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却会滑向“弱主权”困境——主权仍在名义上完整，却极易在某些关键的时间节点被外部杠杆刺穿。

于是乎，所谓“国际法”，便在这种语境下，沦为少数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指出，主权是一个多维概念，其包含四种语境：国际合法主权（国家地位获国际承认）、威斯特伐利亚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国内主权（对内有效控制与治理）以及相互依存主权（管控跨境要素的能力，需国家协作）。

▲史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

他认为，这一源于 16 世纪西方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非西方传统。而且，法理层面的表述往往与现实脱节，不能约束西方肆意划定殖民地边界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当代危机时常发生于上述“主权维度”的断裂之处——法律声明依然庄严，实际控制力却已流失。

克拉斯纳以金融、人权等国际体制为例，指出它们通过限制某些主权维度而形成。

因此，一些深陷内忧外患的“失败国家”，因多项主权能力不足，被视为“不完全主权国”；而某些非国家地区反被认作具备部分主权形态。

总之，主权并非单一、静止的存在，而是通过权威与控制在不同维度间的消长演绎得以呈现。

▲克拉斯纳的著作《主权：制度化的虚伪》。（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委内瑞拉之殇：“强主权叙事”的回归

委内瑞拉惊变的最刺痛之处，并不在于美国是否口头承认其主权，而在于其主权被系统性地操纵。

军事制裁、资产冻结、金融与能源通道的封锁、从对外部支持链条的切断到围绕政权更迭的政治施压，等等等等，都在把主权从一项原则变成一个能够被肆意摆弄的玩具。

在这里，现实主义的解释虽显冷漠，但却有效：在无政府结构里，大国竞争往往呈现零和色彩，所谓的规则并非消失，而是更频繁地让位于权力分配与安全担忧。

从结构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谱系中，体系压力与权力平衡始终被视为塑造国家行为的关键框架。

用这套逻辑再回看委内瑞拉，许多行动早已不再是纯粹的道德宣言，更像是地缘政治棋局中早以预设的宿命：资源与航运价值、能源供应、区域影响力与示范效应，像是被绑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互相拉扯。

▲特朗普政府于 2019 年对委内瑞拉实施的制裁，向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施压，逼迫其下台。

德国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那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更像是对当下强制性外交的注脚：当谈判与制度无法实现目标，强制工具便被端上台面，影响游戏结果的唯一因素将会是绝对的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路径并未失效，但其脆弱性更易暴露——在现实政策中，“民主促进”“人权叙事”“制度输出”常常与地缘安全目标纠缠，外部力量既可能以“胡萝卜”吸引改革，也可能在关键时刻转向“棍棒”策略。

在不同的体量下，大国有着远超过小国的利益摄取力——小国的安全感便时刻面临被剥离。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战争论》。

委内瑞拉因此便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面镜子：当规范与利益发生冲突，主权的边界往往由成本和代价来划分，而不由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条文来决定。

古巴为何成为最大输家？

多方分析表明，委内瑞拉的风暴外溢，下一轮寒意极有可能席卷哈瓦那。

古巴长期处于高压制裁与发展瓶颈叠加的结构性困境，其外部支持链条具有“少数依赖”的脆弱性：一旦关键盟友自顾不暇，古巴所依赖的能源、金融与地区战略纵深就会同步收缩。

换言之，古巴的损失不仅在于经济层面的，更是地缘政治层面的挤压：其防御阵线被迫后撤，战略回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特朗普释放信号：在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之际，美国或将把关注范围扩大至古巴。

此外，更尖锐的矛盾在于社会心理与发展现实的错位，集体叙事无法扎根琐碎日常。长期的外部压力，使其民族主义情绪处于被动员的状态，极易点燃民众“捍卫主权”的情感；

但与此同时，基础设施老化、供给不足与增长停滞会把这种情绪迅速拉回不稳定的日常生活。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别扭的状态：精神上昂扬，现实中却停滞；话语上强硬，治理上却吃紧。这种状态下，面对外部他者的突然行动，“主权”并不能内化为“安全”。

这不是在做道德批判，而是抛出了一个政治经济结构层面上的难题：当主权更多依靠象征性的表现，而非扎实的国防能力，它就容易在内外压力叠加时，显得既悲壮又脆弱。

“强主权时代”的断层

由委内瑞拉延伸出的关于“强主权时代”的讨论，并非指主权原则的消亡，诚然是揭示了主权正更频繁地被强者作为工具来使用以达成“行动自由”：谁能跨境“执法”、谁能定义合法性、谁能把金融与技术体系变成地缘工具，谁就在事实上拥有更“强”的主权。

然而，一旦小国盲目套用“强主权”叙事，能力与话语的断层就会暴露无遗：许多政治精英可以复刻大国的政治话语修辞，却复制不了大国深厚的财政能力、完整的产业纵深、先进的技术体系与广泛的联盟网络。

小国真正的困境，常常不在“是否宣示主权”，而在“能否把主权兑现为有效治理”。

▲美国或将把关注范围扩大至古巴

这也使“强主权/弱主权”的区分，从抽象的原则概念落地为具体的国家能力分野：即能否稳定征税与公共财政？能否保障基本安全？能否在危机中动员社会并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品？

同样，观念与身份的概念仍然重要——国家如何理解自己、如何叙述敌友，无疑塑造着其利益认知与行为导向。

但身份政治若缺乏能力支撑，也会滑向空转：主权被叙事不断加码，国家能力却无法同步提高，最终反而扩大外部势力的可乘之机。

结语

2026 的开年大戏警示我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未过时，却也从未自动生效。

主权，既是国际法语言中的权利，也是政治现实中的能力；它既需要他者承认，更需要自身支撑。

当世界走向更深层的封锁和孤立，我们可能正在退回一个以威胁与对抗为底色的时代——毕竟，霍布斯式的无政府文化曾将世界推入长达半世纪的冷战与分裂。

在现实主义回归的当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并非主权在法理上被否认，而是主权在一系列关键领域被掏空——能源、金融、技术、治理与安全......任一短板，都可能成为外部杠杆的支点。

▲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称美国将“掌控”委内瑞拉，而国务卿鲁比奥强调对其施加胁迫。

美国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重新将意识形态对抗植入国际关系，并以此强化对抗。这种为自身打击对手寻找合法性的行为，正是一种向霍布斯文化“退化”的表现。

因此，真正的出路，或许不在于把“主权”说得更响亮，而在于把国家能力建的更实：打造更高效的行政体系、更可信的公共财政、更具韧性的产业与供应链、更能容纳分歧的政治整合机制。

否则，“强主权”的宏大叙事，便可能沦为黎明前的口号，甚至是黄昏里的回声——听起来铿锵激昂，却无力抵达生活与秩序的根基。

当我们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了避免走向分裂、退回到原始的丛林法则，重建强大的多边机制才是唯一的出路。

撰稿：邵逸飞 赵吉宸

编务：王静怡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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