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不寻常,中方降格出席!
事实上,此次缺席绝非偶然,而是近期日方一连串挑衅行径引发中日关系摩擦升级后的必然结果。
2025年12月,日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萩生田光一就擅自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甚至大张旗鼓地宣称,2026年初将有近30名日本国会议员组团“访台”,直接触碰了中方核心利益的红线。
紧接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新年记者会上,公然散播“中国威胁论”,将中国与朝鲜一并列为“地区安全挑战”,还明确表态要修订“安保三文件”,计划追加防卫开支、解除武器出口限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
面对日方密集的挑衅动作,中方的反制举措早已逐步推进、层层深入。
外交部发言人就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作出强硬回应,直言日本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和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别无二致”,并提醒国际社会务必高度警惕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带来的潜在隐患。
1月6日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1号公告,宣布全面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出口各类军民两用物品,其中包含稀土、半导体材料等日本军工产业高度依赖的核心物资。
这一精准打击举措,被外界解读为“2026年中方对日反制的开篇之作”。
而驻日大使缺席此次新年交流会,正是中方这一系列反制行动中的一环。
要知晓,对于这场年度交流活动,中方此前始终予以高度重视。
2025年1月,吴江浩大使不仅亲自出席,还在现场与日本经济界人士深入磋商合作事宜,当时日中经济协会会长进藤孝生也借机高调宣布,计划组建大型经贸代表团访华。
但仅仅一年光景,双方互动态势便发生逆转。
此前日本经济团体提出的1月访华申请,始终未获得中方的明确答复,最终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推迟。
此次大使缺席,无异于向日本经济界清晰传递出一个信号:当前中日关系的氛围,已不适合开展高规格的友好互动与合作。
从日方的反应来看,这场缺席显然达成了中方预期的警示目的。
日本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反复强调这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罕见情形”,不少日本经济界人士更是陷入焦虑之中。
毕竟,中日两国经贸联系紧密,中方此前推出的出口禁令已让日本军工企业感受到显著压力,而大使缺席所释放的政治信号,更让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日本企业心神不宁。
有日本媒体援引经济界人士的看法称,中方此举旨在借助经济界向高市早苗政府施加压力,敦促其正视中方的核心关切。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中方的反制举措始终留有余地,并未彻底封堵沟通渠道。
此次缺席并非中断所有交流,而是安排使馆官员代为出席,保留了基础的沟通途径;商务部出台的出口禁令,也明确限定适用范围为“军事用途”,民用领域的贸易往来仍可正常进行。
这背后的逻辑十分清晰:中方反对的是日方的错误行为,而非针对日本民众和经济界人士。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所强调的,中方始终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但前提是日方必须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严格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作出的承诺。
对于中方释放的明确信号,高市早苗政府尚未作出实质性回应,后续是否会调整对华政策、约束右翼势力的挑衅行为,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是否会主动向政府施压,推动中日关系缓和,也值得持续关注。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方此次采取的一系列反制举措,已经打破了以往“隐忍克制”的应对模式,转向更为精准高效的反制新思路。
未来,中日关系若想重新回归对话合作的正轨,日方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诚意,停止倒行逆施的历史行径;否则,类似这种“不寻常”的互动场景,或许还会频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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