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八路军120师在河北涞源黄土岭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此人也是日军侵华战争中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然而,这样一场中将旅团长被击毙的大战,日军战后上报的伤亡人数是多少呢?
仅为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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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荒诞不经的笑话,暴露出侵华日军战报缩水的真相。至于那些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士兵怎么处理呢?
好办,统统按战后生病亡故上报。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每次战斗之后,日军的病亡人数就特别高。
据日本陆军省《卫生统计》显示,1937年至1941年间,中国战场日军年均病死率达4.3%,是同期战斗死亡率的1.8倍。
台儿庄战役后,第10师团称,在休整期间部队“突发霍乱”,三个月内病亡1247人,相当于两个步兵中队的编制。
1940年宜昌作战期间,第13师团上报战斗伤亡892人,而同期病亡人数竟高达2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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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在军医中岛辰次郎的《西那战线卫生记录》中得到佐证:华北驻屯军1939年因疟疾减员达总兵力的17%,华南部队的脚气病发病率常年维持在30%以上。
这种异常现象的真实原因,就是为了掩盖战斗伤亡。《战史丛书》记载,1938年武汉会战后,第6师团为逃避问责,将800多阵亡人数全部登记为"急性传染病亡"。
根据八路军129师缴获的《濑谷支队战斗详报》原件显示,该联队实际阵亡应为217人,但上报时被压缩至14人。那剩下的203人怎么办?全部“病亡”了。
上面说的黄土岭战斗也是一样,一名中将旅团长的随身卫兵恐怕都不只3人,只伤亡3人,日军就认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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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晋察冀军区的战报显示:此战歼敌 900 余人,其中击毙 500 余人、击伤 4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500 余支、机枪 10 余挺、火炮 4 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如果只伤亡3人,八路军又从哪里缴获这么多物资?
日本军事史学家笠原十九司在《日军侵华战争战损研究》中指出,独立混成第 2 旅团在黄土岭之战的实际阵亡人数约450 人,负伤人数约500 人,与八路军战报高度吻合;阿部规秀的参谋副官、警卫队长等随行人员几乎全部阵亡。
黄土岭之战打响后,日军从保定、张家口等地调集3 个师团的兵力紧急增援,动用飞机轰炸掩护突围,这一规模的增援行动,绝不可能是为了营救 “仅伤亡 3 人” 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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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其他部队也是一样。如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武汉会战期间上报阵亡6556人,平病人数则高达10.46万人。此时第11军一共20万人,平均每两个人就有一人生病?
到了警备期间,平病人数猛增到47.5万人,这是平均每个人要生病两次?
从1938年7月到1940年3月,一共20个月的时间,第11军就有59.78万人平病。
当时第11军共有5个师团,每个师团的直属医院只有100张床位,就算每个病人只在医院住一天,也要1195天(40个月)才能让这近60万人全部住一遍。
事实上,这么多“平病”的人,不过是为谎报阵亡人数打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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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日军最初宣称仅阵亡1800人,但1991年解密的《满州第6军医部统计》显示,实际阵亡达18925人。
而某神社1986年公开的招魂名簿中,诺门坎相关灵位就多达52031个,与之前自己公布的伤亡比形成戏剧性反差。
这种造假源自于两个需要。一是政治需要,时任陆军次官的东条英机在内部会议上就曾明确要求"战报损失不得超过敌军的七成"。
因为1939年陆军省《舆情应对纲要》规定:单次战役报告伤亡超过5000人就需上报天皇御前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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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第11军在武汉会战真实伤亡7.2万人被拆分为12份报告,其中绝大部分都“病亡”了。
另一个就是利益需要。根据日本《军事抚恤法》规定,阵亡者家属可获得300日元抚恤金(相当于少尉月薪的4倍),而病死者仅80日元。
第3师团会计中村保雄曾在日记里记录,仅1940年该师团通过篡改死因就节省了22万日元军费。
这种"数字战争"甚至催生出专业术语——在陆军省档案中,阵亡者被称作"甲种损耗",病死者则是"乙种损耗"。
数字的谎言或许能欺骗民众,但终究骗不过历史的审判。那些被刻意隐藏的亡魂,最终都会化作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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