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提出抗议，话音刚落，中方发起第二波制裁，高市被催“下台”

针对中方管控措施,日本提出抗议，然而话音刚落，中方发起第二波制裁，与此同时高市被催“下台”。那么，日本执迷不悟会付出那些代价？中国还会不会继续升级反制措施？

由于高市早苗拒绝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中国商务部在1月6日宣布，加强对日本军民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明确禁止所有可能用于日本军事用途、或有助于提升其军事实力的相关出口。对于中方颁布的措施，日本外务省随即“跳脚”，在7日凌晨紧急发表声明，指责中方措施“偏离国际惯例”，并提出所谓强烈抗议，要求中方撤回决定。但几乎就在这番抗议话音刚落，中方第二波反制接踵而至。

1月7日，商务部宣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这一决定表面看是经贸案件，实质却极具指向性。二氯二氢硅并非普通化工品，而是高端半导体制造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广泛用于外延膜、氮化硅膜、多晶硅膜等工艺，直接关系到逻辑芯片、存储芯片乃至先进武器系统的核心部件生产。

从程序上看，这一调查完全符合中国反倾销条例的要求：有国内产业申请、有明确证据、有清晰调查期和产品范围。从节奏上看，这并不是简单的“以制裁回应抗议”，而是一套完整的组合拳。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瞄准的是日本军事能力扩张的物质基础。

而反倾销调查，则直指日本在半导体上游化工材料领域的切身利益。两种手段释放出同一个信号，日本如果选择把涉台问题政治化、军事化，中国的回应就不会只停留在外交层面，而会同步作用于其最依赖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的高端产业环节。

这也是日本市场迅速给出负面反馈的原因之一。日经指数在此前连续大涨后突然转跌，企业界对风险的直觉反应，远比政客更诚实。野村综合研究所测算，如果中国对相关物项的管制持续三个月，日本经济损失可能高达6600亿日元。若持续一年，GDP下滑将不再是边际波动，而是结构性冲击。更关键的是，这些损失集中在半导体、汽车、电池、军工等“国家级产业”，根本不是短期替代可以解决的。

当外部压力迅速转化为内部成本，日本政坛的裂缝也随之显现。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率先发难，表示可能会在1月23日发起“不信任案”。根据《日本国宪法》规定，如果不信任案得到了通过，那么日本内阁只剩两个选择，要么集体辞职，要么提前解散众议院进行选举。

野田佳彦这波攻势，并非简单的党争操作，而是日本政坛对高市路线风险的集中反应。高市在上台初期，凭借“强势”人设确实赢得了一段短暂蜜月期，但随着挑衅中国导致经济与外交成本逐步显现，这种建立在情绪动员之上的支持，开始迅速松动。

高市原本以为能靠反华人设提高个人声望，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安倍晋三当年的政治条件。安倍之所以能在对华强硬与对华关系修复之间来回切换，是因为他背后有稳固派阀、充足资源和经贸合作作为缓冲垫。而高市既缺乏党内整合力，也缺乏经济筹码，却选择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等于直接把日本推到一个进退失据的位置。

可以预见的是，若高市早苗仍拒绝纠错，局势只会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而对中方而言，工具箱远未用尽，日方若仍旧在台海问题上踩线，那么我们也不介意再一次升级反制措施。至于“高市被催下台”，那只不过是日本政治机制对失误路线的自然反应。若不信任案进入实质阶段，高市内阁无论是集体辞职，还是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政治前景都将异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