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守正创新的国际法研究

广大国际法学者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瞄准我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法治建设的战略需求，潜心治学，产出一大批精品力作——

在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中

守正创新的国际法研究

2025年适逢我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广大国际法学者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瞄准我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法治建设的战略需求，潜心治学，产出一大批精品力作。整体而言，这一年，涉外法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扩展，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色，国际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国际法新兴领域的研究渐成气候。展望未来，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研究有望涌现更多优秀成果，国际法新兴领域的研究前景广阔。

涉外法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进一步扩展

2025年正值“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重大论断提出五周年。这一年，涉外法治研究成果，既有宏观分析的“大写意”之作，也不乏深入制度细节的“工笔画”妙笔，更难能可贵的是学术争鸣方兴未艾，探讨愈益深入。

全面深入探究涉外法治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有学者系统归纳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涉外法治的四方面原创性贡献：理论贡献、实践贡献、方法贡献和时代贡献，主张推动法治思维和方法在国际法领域的运用，助力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构建，同时加强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在明确目标的基础上加快人才培养模式的融通转型，重视国际法学教育与学科建设，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人才支持。也有学者提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论纲，主张从多维视角审视涉外法治体系构成，认为其具体构成包含了系统完备且有机衔接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协同高效的涉外执法司法体系、坚实有力的涉外法治服务与保障体系和中国特色的涉外法治话语体系；建设涉外法治体系，既要发挥实践对理论的引领作用，也要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支撑作用；涉外法治理论体系至少应包含涉外法治体系的本体论、运行论和价值论等内容。另有学者全面探究了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问题，分析了该体系的思想来源、价值属性、正当适用的三元结构等。还有学者将五年来涉外法治理论研究的进程提炼为从概念形成到范畴体系的发展过程，认为此类范畴包括涉外法治的运行范畴、原则范畴和价值范畴。此外，有学者提出“域外法治域内化”的新命题，主张合理借鉴域外法治的有益价值和经验，以促进域内法治的完善。

从多视角和多领域探讨涉外法治的细节问题渐成风气。有学者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例，研究了地方对外交流合作的涉外法治新问题。另有学者探究了协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主张统筹该区三个法域的规则衔接，并尝试建立“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此外，一些学者从涉外法治的视角开展具体领域的研究。有学者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释义基础，探讨交易习惯适用的规范方法，主张从内部视角分析和理解交易习惯，着重关注“当事人意旨、交易具体细节及当事人交易行为”。有学者从涉外法治视野审视欧美补贴规则的外溢效应，发现欧盟侧重“市场力量与规范价值”实现其规则的外溢效应，而美国则采用“小多边模式”促进其规则外溢，建议我国主动作为，增强国际话语权，注重国内规则的协调和完善，进而推动其国际化。

涉外法治研究领域的学术争鸣值得关注。有学者主张从理论维度、历史维度、实践维度全面理解涉外法治，认为涉外法治与狭义的国内法治相对应，二者共同构成国家法治。对于将涉外法治作为国家法治组成部分的观点，有学者则持反对意见，指出该观点“是对涉外法治含义及其功能的不当限制”，“忽略了新时代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最具价值和创新力的功能赋予”。对于有学者将“涉外法学”作为法学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主张，不少学者指出，涉外法学尚缺乏自成一体的知识、理论和方法，因而“涉外法学”难以自立为一个独立学科，正确的做法应是加强国际法学学科建设，以推进涉外法治工作。此外，针对学界对涉外法治内涵和外延的泛化界定，有学者鲜明提出“作为第三种法律形态的涉外法治”，主张涉外法治体系应立足“公法的域外立法管辖规则”并遵循“限缩主义”，体现国际礼让原则。

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彰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特色

新时代我国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新理念。2025年，诸多国际法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将此类新理念用于解决国际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具中国自主的国际法学知识体系特色的主张和论断。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已被载入2018年宪法修正案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等。有学者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表达，认为该理念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天下为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体现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国际法价值层面，该理念提升了人权价值的地位，为国际法添加了和谐价值，扩展了发展价值的意蕴；在国际法原则层面，该理念有助于推动形成全人类共同利益优先保护原则、人类可持续发展原则、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国际法规则层面，该理念可催生人类共同利益保护规则、国际经济组织治理民主化规则，并促成国际经贸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基于这一重要倡议，有学者针对现有国际安全规范的碎片化现象和制度规范化缺失等问题，指出系统化构建国际安全法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我国可从实施国际安全法体系化战略、更新传统安全法律体系、推进非传统安全法律体系建设等多种途径促进国际安全法的体系化构建。

还有学者深入检视400年国际法发展历程，发现其迄今尚未去除大国强权的倾向。但当今国际法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实力关系面临深刻变革，国际法未来发展应着力破除这一不良倾向。中国理念和中国行动可为其提供可能性。破除大国强权倾向的路径包括防范学术思想上的大国强权遗毒、强化理论自觉和知识自主、提升职业素养以及寻求革新等有效措施。

此外，有学者对西方国家倡导和维护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规则”予以深入反思和批判，认为此处的所谓“规则”其实是一种维护西方国家自身利益的“规则”，其中不乏“不公平、非正义”的成分，主张对此类“规则”予以矫正，具体路径包括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三个一”（即“一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同一套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秩序体系准则，并推进国际法治与国际德治融合互动。

国际法具体制度

研究成果丰硕

有关各类国际法具体制度的研究成果，在2025年度总产出中占比最高。众多学者立足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实践，针对众多热点问题展开研讨。

在国际条约法领域，有学者探讨了国际条约作准中文本的确定及其法律意义问题，认为确定是否有作准中文本，通常基于条约的最后条款或昭信条款中的规定；在推进涉外法治建设过程中，妥当使用国际条约中文本至关重要；在使用中文本时，不宜将其与中译本等量齐观，也不应将英文本置于其上。还有学者探讨了我国条约解释规则的确立及其完善问题，指出目前国内法院缺乏直接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及其解释规则的明确法律依据，建议将该公约的第31条和第32条转化为国内法规则，以增强我国条约解释规则形式上的一致性和实质上的合理性，进而提升我国涉外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优化营商环境。另有学者以《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机制为例，探讨了多边条约修正程序的规范困境和完善路径，认为《国际卫生条例》的修正条款赋予任何缔约方或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提起修正案的权利，并采用“协商一致”加“默示同意”生效的模式，相对于多边条约的普通修正程序，更能提高治理效率；该条例的修正程序尚有进一步适当优化的空间，如扩大修正案提起阶段国家“同意”的范围、探索分类生效机制等，此类建议亦可适用于其他多边条约。

在国际海洋法领域，有关国际海洋法法庭扩权问题广受学者关注。有学者探讨了该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意见对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发展的影响，认为该法庭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予以全面解释、强化和创新，使得原本简约抽象的规定变得含义相对清晰，但如此解释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存在方法论层面的缺陷，因此建议，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不利影响，国际社会应致力于制定和实施专门的国际法规则。还有学者详尽研究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裁决中的可受理性问题，发现该法庭之所以在管辖裁决中忽视可受理性，是因为其主观上重视自身职权而忽视国家主权，客观上可受理性相关规则或原则含义模糊；建议该法庭改变错误裁判倾向，维持法庭职权与国家主权的适当平衡，采取审慎克制的司法政策。另有学者特别关注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的权能扩张问题，发现该分庭对咨询意见效力的认定，以及对争端国家在争议海域开展相关活动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主张，均可能带来消极影响；法庭庭长对特别分庭组建所享有的实际权力，可能引发对其权力正当性的质疑；建议国际社会积极发表评论，并推动海洋法庭规则的修改，以应对其权能扩张。

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际投资法依然是研究的“沃土”。有学者论证了投资条约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形塑和中国方案，认为投资条约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法治化形塑包括理论形塑、制度形塑和司法形塑；主张中国应以“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基点，实现“软法”与“硬法”的结合，注重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共治。还有学者研究了投资仲裁视域下联合解释条款的适用争议问题，主张通过明确联合解释条款的特别法性质，并结合特别法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联合解释条款的效力进行确认，同时澄清联合解释条款的可审查性；建议我国采取“一般联合解释+多个特殊联合解释”的范式作为范本。另有学者探讨了国际投资调解机制的续造与中国路径，主张在保持调解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加大国内立法供给，强化国际投资条约对调解的规定，完善调解相关规则；建议我国从调解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两个维度参与调解机制的续造，并借助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能力。此外，有学者针对国际投资条约的日落条款，建议我国根据与相关国家的相互投资状况、国内的投资政策等因素进一步优化现有投资条约的日落条款，同时对现有投资条约日落条款进行有效的嗣后管理。在国际投资法领域之外，有学者研究了美国涉华经贸立法新动向，建议我国对此高度重视，运用创新性思维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及时采取针对性立法、修法等国内法治方式，丰富对美开展经贸合作与斗争的法律工具箱，运用国际法及多边平台捍卫自身合法经济权益，同时应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协定的谈判进程，最大程度上抵消美国涉华经贸新立法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还有学者探究了国际经贸条约中的软约束规则，认为其实施有助于填补规制空白，但在适用中亦面临诸多障碍，对此，可通过适度提升规则效力等途径加以克服，并建议我国在国内层面利用此类规则对接制度型开放需求，在国际层面运用其促进国际经贸治理。

在传统国际私法领域，研究成果多围绕中国法域外适用主题展开。有学者深入分析了公法属地原则与域外适用的博弈与共存，认为公法域外适用与执法权能无关；伴随国内外相关实践的发展，属地原则不再构成对内国立法权能的强制性限制；公法属地原则蕴含的避免规制冲突、促进国际社会和平共存的精神内核仍被接受为国际道德原则，应被内化为内国公法适用范围的解释原则。也有学者针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探讨了该法的域外效力边界问题，主张对该条款采取限缩解释方法；针对该法域外适用的三类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限定适用条件，以此平衡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利益与个人信息安全利益。还有学者对冲突法中的强制性规定予以分析，认为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中强制性规定是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在涉外民事关系上的延伸和适用，该强制性规定条款是引致性条款；此类规定是国内公法领域的强制性规定，其适用的涉外民事关系是经由民事法律行为所形成的涉外民事关系，应依据其规范目的确定是否对涉外民事法律行为（或形成的关系）作无效处理。也有学者针对国际商事仲裁中国际商事惯例的适用，探讨了冲突规则的构建问题，主张仲裁员应考虑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基于具体商事交易情形，“公平、准确、巧妙地将国际商事惯例嵌入准据法的选择与适用体系”。

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有关管辖权的研究多年来热度不减。其中，针对禁诉令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有学者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DS611裁决的视角探讨了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的制度困境与治理路径，主张从三方面构建全球治理框架：其一，强调国际礼让原则并保持司法克制；其二，聚焦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条款下的善意谈判，鼓励当事人通过市场化机制达成许可协议；其三，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倡导WTO等国际组织推动各国司法协作与争端解决规范化。还有学者研究了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反禁诉令的适用问题，基于对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制度的比较分析，建议我国法院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审查反禁诉令申请时应当斟酌多方面的考量因素；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全球治理难题，尚需发挥标准化组织的能动作用、促进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仲裁调解以及加强对专利主张实体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此外，有学者全面探究了我国涉外民商事管辖权“其他适当联系”条款的适用问题，认为法院适用该条款应遵循严格的顺位规则；对该条款的解释，可采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多种方法；对“其他适当联系”的认定需兼采客观标准（联系的适当性）和主观标准（管辖的适当性），并辅之以完善的程序性保障。此外，有学者探讨了针对程序问题制定双边冲突法规则的可能性，认为至少可将选择法院协议、当事人诉讼行为能力等程序事项予以特别考虑，不再对其一律适用法院地法。

国际法新兴领域研究

渐成气候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国际法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应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等，这些国际法新兴领域的研究成果，相较于2024年，2025年的数量显著增长，而且与国际法基础问题研究的结合更为密切。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国际法问题日趋增多，国际法学者的研究也从多方面展开。第一，数据主权和数据管辖权这类国际法基础问题受到学者关注。有学者探讨了数据主权的博弈与理论重构问题，认为数据主权的不同实施原则，在面对不同国家的监管冲突时，均呈现其局限性，而数据本地化和数据出境治理这两大实施机制在实践中也引发了国家间的管辖权冲突，因此主张以国家对无形物的主权及保护义务为基础，建立以合理联系与国家责任为核心的主权实施机制。有学者研究了数据管辖权的冲突和协调问题，认为数据管辖权价值取向的博弈、国家权力结构的力量对比、数据主权与“长臂管辖”的对抗等因素，导致数据管辖权冲突；主张通过国家层面自我协调的优化、区域合作的深化、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等多维进路，解决国家间数据管辖权冲突。第二，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问题，不少学者结合国际条约从多个视角予以研究。有学者探究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数据跨境流动基本安全例外条款适用的问题，认为该协定这类条款，存在关键概念表述模糊、对缔约方自裁决权的约束有限、争端解决机制不足等问题，主张采取善意解释的方法、注重对限制措施与基本安全利益间关联性的论证、增强对条款适用的约束等措施，建议我国明确此类条款适用的中国立场。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差异，建议我国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跨境流动及数据本地化存储三个方面与DEPA进行制度对接。第三，对于全球数字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也有学者专门探讨。有学者主张，持续推进WTO框架内诸边协定谈判，以促成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也可将区域性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WTO此类机制的构建。也有学者主张，针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特殊性进行差异化制度设计；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实体法困境不影响程序法先行；兼顾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第四，数据出境监管与民事域外取证的冲突问题也进入了国际私法学者的视野。有学者注意到中国企业面临既要满足美国法院跨境数据取证要求又要遵守中国数据出境监管规定的困境，建议我国一方面应打击以跨境取证为名的数据流出，严格处罚未经批准的司法数据跨境转移行为；另一方面也要引入“属人主义”管辖连接点，规定例外情形，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条件的豁免机会。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应对方面的成果既有宏大叙事的研究，也有对具体制度的分析。有学者探讨了全球气候法律体系的变迁逻辑，将其变迁划分为形成期、发展期、停滞期、徘徊期等阶段，将制度变迁的内因归结为气候威胁、气候经济、气候政治、气候伦理的动态变化，并预测百年变局下全球气候制度变量的持续变化将继续影响全球气候法律体系的发展。还有学者分析了欧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单边趋向，建议我国警惕欧盟单边气候变化立法措施演变成绿色霸权工具，主动参与气候变化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并探索中欧合作的新路径。另有学者研究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合法性，指出这一机制涉嫌违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WTO非歧视原则及关税减让承诺，也很难援引健康和环境例外以主张其合法性；鉴于该机制对我国中长期的挑战不可低估，建议通过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成为“气候俱乐部”创始成员、构建“一带一路”区域碳交易共同市场等措施，减轻其消极影响。此外，气候治理推动国际投资法制度变革的问题也颇受学者关注。有学者研究了气候治理投资安排转型中的公平公正待遇问题，主张在判定东道国是否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时，仲裁庭应当充分考量东道国承担的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以及气候治理目标，审慎适用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真正做到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公平公正；建议我国在修订或订立投资协定时要对气候治理进行专门规定，并完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还有学者探讨了投资协定下气候规制损害补偿问题，建议构建气候规制损害补偿责任共担基金制度，并提出助推基金设立与运行的中国方案。

关于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法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呈现增长态势。有学者探讨了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变革与中国路径问题，认为全球的人工智能治理具有以分类分级为内核、软法与硬法动态衔接、监管主体跨域协同的特征，建议我国从构建多维协同的人工智能分类分级治理、全域构建软法与硬法深度耦合的规则体系以及推进技术赋能监管智能化等方面探索现阶段提升治理效能的方案。另有学者研究了人工智能在军事决策中的应用及其人道法问题，认为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因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不可解释性与不可预测性，对国际人道法的有效遵守构成根本挑战，引发了人道风险；为此，主张要确保人类具有实质控制权，保障人类在关键决策回路中拥有充分的参与、监督与最终判断权，同时从技术进步与法律完善两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未来展望

一是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研究有望涌现更多优秀成果。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未来一段时期，我们要从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近年来，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多部涉外立法出台，涉外执法司法能力建设成效明显，涉外法律服务质量日益提升，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受到高度重视。但涉外法治建设尚存在短板，现有立法普遍较为简略，而且存在一些空白，涉外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能力尚有较大提升空间，涉外法治大协同格局尚未充分形成。面对这些涉外法治建设短板弱项，国际法学者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有望产出更多兼收并蓄国内外学术精华、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研究成果。

二是国际法新兴领域的研究前景广阔。当前，数字中国建设不断深入，全球数字经济正蓬勃发展；全球气温升高趋势明显，气候问题深刻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渗透到全球诸多领域。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正对传统的国际法理论、制度和实践提出多方面挑战。面对新挑战，国际法学者有望顺势求变，在新领域和新疆域深耕细作，提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方案。

［作者分别为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会长、世界法学家协会（WJA）副会长、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黄进，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许庆坤］

来源：检察日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