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伟冷战第十五天,家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
早上六点半,我准时起床做早餐。煎蛋,热牛奶,烤面包。李伟那份我照常做,端上桌时,他已经坐在那里看手机。我们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全程零交流。他吃完,把盘子放进水槽——没洗,转身出门上班。
关门声不轻不重,刚好够我听见。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他的空位子,突然想起一件事:结婚八年,我好像没一个人出过远门。最远的一次是回娘家,坐高铁两小时,李伟开车接送。
手机响了,是我妈。她让我帮忙在拼多多上砍一刀,又说邻居阿姨的女儿离婚了,带着孩子回娘家住。
“女人啊,还是得靠自己。”我妈在电话那头叹气,“你看看你,要是离了李伟,你能去哪?”
这话像根刺,扎得我手一抖,热牛奶洒了一桌子。
收拾完厨房,我坐在沙发上发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我盯着看了很久,突然想起冰箱上贴着的便签纸——那是李伟上周贴的,写着“记得交电费”,旁边还有我写的“买牛奶”。便签纸一层盖一层,最底下那张是我们刚结婚时写的:“今晚吃火锅!❤️”
那张便签纸已经泛黄,上面的爱心褪成了淡粉色。
我站起来,开始整理房间。在衣柜最底层,我翻出一个旧鞋盒。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我的东西:大学毕业证书、会计资格证、几张发表过的文章剪报、一本写了一半的小说手稿,还有一张银行卡——我妈在我结婚时偷偷塞给我的,里面有三万块钱,她让我“留着应急”。
我捏着那张银行卡,手心出汗。
八年前,我25岁,在一家公司做出纳,业余给杂志写点小文章。李伟是公司客户,追我追得勤。结婚那天,我妈拉着我的手说:“女儿啊,妈不图你嫁得多好,就希望你过得踏实。”
婚后第三年,我怀孕了。孕吐严重,李伟说:“别上班了,我养你。”我犹豫了很久,辞了工作。从此,生活半径缩小到这个两室一厅。
儿子出生后,我彻底成了家庭主妇。每天围着孩子、厨房、洗衣机转。偶尔想写点什么,刚打开电脑,儿子就哭了。那本小说再也没动过,会计证也过期了。
鞋盒里还有一张照片,是我大学时和室友去爬山的合影。照片上的我扎着马尾,笑得没心没肺。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是出一本书,开一家花店,去西藏看星空。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要永远做自己的光。”
字迹已经模糊,但我记得那是我22岁生日时写下的。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林姐。她是我以前在写作班认识的,现在自己做自媒体,粉丝几十万。
“小雅,最近在忙什么?我们平台缺稿子,你有空写点吗?稿费从优。”
我握着手机,嗓子发干:“我...好多年没写了。”
“怕啥,笔头生锈了磨磨就好。”林姐笑,“说真的,你现在这样天天在家,不闷啊?”
挂掉电话,我走到书房。李伟的电脑桌上放着他的工作文件,旁边书架最上层,塞着我那些落满灰尘的书。我踮脚抽出一本,是张爱玲的《半生缘》。翻开第一页,夹着一张书签,上面是我抄的句子:“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那天下午,儿子在幼儿园,我第一次没做家务。我坐在阳台上,打开那本写了一半的小说手稿。字迹稚嫩,情节老套,但我读着读着,眼眶发热。
我开始写。从每天五百字,到一千字,再到两千字。写我和李伟的冷战,写家庭主妇的日常,写那些被遗忘的梦想。写的时候,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李伟会不会回家吃饭,忘记了他已经三天没和我说话了。
投稿给林姐的第三天,她打来电话,声音兴奋:“小雅,这篇太好了!很多读者留言说看哭了。继续写啊,我给你开专栏。”
挂了电话,我看着微信里转来的稿费——八百块,不多,但这是我八年来第一次自己赚的钱。
我用这笔钱报了个线上会计课程。每天下午儿子睡觉时,我就听课做笔记。公式记不住,我就抄在便利贴上,贴在厨房、卫生间、床头。李伟看见那些便利贴,皱皱眉,没说话。
冷战第二十天,儿子发烧了。我打电话给李伟,他说在开会,让我先带孩子去医院。我抱着儿子打车,挂号,排队,拿药。回到家已经晚上九点。李伟还没回来,我打电话,关机。
那一刻,我竟然没哭。我给儿子喂了药,哄他睡着,然后坐在黑暗里,翻看手机银行APP。那张卡里的三万块还在,加上这段时间的稿费和以前攒的私房钱,一共有四万二。
够我和儿子活半年。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李伟凌晨一点才回来,身上有酒味。他倒在沙发上,含糊地说:“客户难缠...”
我没像以前那样给他倒蜂蜜水,拿热毛巾。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平静地说:“李伟,我们谈谈。”
他睁开眼,有些诧异。
“这二十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我说,“我不是要跟你离婚,我只是想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出去工作。”
李伟坐起来:“你疯了?儿子谁带?”
“我已经联系了楼下幼儿园的延时班,也找好了钟点工。”我说,“我收到两家公司的面试通知,下周一去。”
他盯着我,像不认识我似的:“你什么时候...”
“在你对我冷战的时候。”我站起来,“李伟,我嫁给你时,不是来做保姆的。我有会计证,会写作,能养活自己。这八年,我把自己弄丢了。现在,我想找回来。”
那晚我们聊到天亮。八年来的第一次真正交谈。李伟说工作压力大,说怕我看不起他挣钱少,说他其实很累。我说我憋得慌,说害怕和社会脱节,说我不想儿子长大后,他妈只是个“谁的妻子”。
冷战结束了,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开始每天早起两小时,先写作,再给全家人做早餐。送完儿子,我去图书馆看书准备面试。下午接儿子回家,陪他玩的时候,我用手机听会计课程。
一个月后,我通过了一家小公司的会计面试。上班第一天,我站在镜子前,试了五套衣服,最后选了那件搁置多年的白衬衫。出门时,李伟看着我说:“你穿这个好看。”
公司不大,我的职位是出纳,月薪四千五。不多,但足够我给自己买喜欢的书,给儿子报他想上的绘画班,每个月存一千块进我的“应急账户”。
发第一个月工资那天,我请全家出去吃饭。儿子兴奋地点了冰淇淋,李伟笑着说:“你妈挣钱了,咱们宰她一顿。”
晚上回到家,我在冰箱上贴了张新便签:“小雅的第一份工资,2023年5月18日。”旁边画了个笑脸。
李伟看见了,在下面写:“为你骄傲。”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对不起。”
现在,我和李伟还是会吵架,但不再冷战。因为我们都知道,我有地方可去,有事可做,有钱可花——这三样东西,让我在婚姻里终于能挺直腰杆说话。
昨天,林姐问我新书打算写什么题材。我说写女人的底气从哪里来。她问那到底是什么?
我想了想,回答她:
女人的底气,是那张藏在鞋盒底、随时能用的银行卡,是丢了八年还能重新捡起来的本事,是深夜痛哭后第二天依然按时起床的勇气。
是就算婚姻这艘船漏了水,你也能自己游到岸边的能力。
而这些,从来不是别人给的。是你一点一点,从生活的废墟里,扒拉出来,擦干净,紧紧攥在手心的。
就像现在,我坐在电脑前写完这篇文章,窗外天色渐亮。儿子还在睡,李伟在厨房热牛奶。等下我要去上班,下班后去上花艺课——那是我用稿费报的,从小就梦想学的课程。
冰箱上的便签纸又换了一轮。最新那张是我写的:“周六带儿子去动物园。”
下面有李伟的笔迹:“好,我开车。”
再下面,儿子用歪歪扭扭的字补充:“我要看大老虎!”
便签纸层层叠叠,盖住了最初那张“今晚吃火锅”。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
就像那个22岁扎着马尾、梦想着去看世界的姑娘,她也还在。在我心里,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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