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黄茂才险些被判处死刑，高喊江姐保下一命，30年后成政协委员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上午，广西容县法院宣判结束。黄茂才走出厅堂，略显佝偻，却攥着那张薄薄的“无罪裁定书”，手背上青筋暴起。围观的乡亲挤上来打量他，十几年前他们还在公判会场高喊过“处决黄茂才”。这反差，像春雷击在村口的老榕树，炸裂又醒目。

在等候家属的间隙，黄茂才低声念叨：“江姐，我没给你丢人。”旁人没听清，他自己却听得真切。时间仿佛被扭回三十一年前——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日，北风刮得人睁不开眼。黄茂才刚在教室里教完拼音，就被几名公安带走。乡亲议论纷纷：昔日看守变鬼子头？他一句话也说不清，审讯室的灯光亮到刺眼，“你是参与屠杀的特务，对不对？”“不是！”“认不认？”皮带噼啪作响，他终究顶不住，含糊应了声“是”。一句违心的“是”，把他推向死刑的边缘。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田径场改成了公判会。烈日直烤，铁丝勒腕。行刑令宣读前，黄茂才猛然仰头，撕声喊：“我被冤枉！江竹筠同志当年策反过我，我给她送过三十多封密信！”台下一片哗然。执行人员交换眼色，按下行刑令，改押劳改队。调查由此启动，一线生机瞬间出现。

可若时间再往前拨，会见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黄茂才。二十岁不到，他跟随四川军阀刘重威当文书，因字写得端正，很快转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被派往渣滓洞当看守。那是民国三十六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关着江竹筠、曾紫霞、陈然、刘国志等人。年轻的看守与囚中学子交谈日久，渐生敬意。“小黄，社会黑暗，我们要推翻旧制度。”夜里换班时，江姐压低声音留下一张纸条。毛线衣、简报、字条，从那天起，都要靠他传递。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东北平津落入解放军囊中，渣滓洞里却仍听得镣声铿锵。黄茂才把《大公报》偷偷带进牢房，红色捷报一条条传开，犯人群情振奋。正月里，他还在巡夜空隙帮着组织了一场小型联欢，短短一小时，却点燃希望。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四九年十一月，家信传来母病危重，他请假回乡。江姐递给他一件蓝毛衣，轻声交代：“早去早回，照顾好家人。”不料他离去第三天，保密局启动大屠杀。江姐等二十九位同志血洒歌乐山。再回牢门，黄茂才从同事口中得知噩耗，双腿发软，只觉天塌地陷。

几日后，他被“资遣”。临别时，胡其芬偷偷塞给他一封给党组织的报告。信被卷进鞋垫。黄茂才顶着恐惧，把密件交出，又“蒸发”在解放前夕的山城人海。重庆解放，他却因身份敏感，婉拒组织收留，悄悄返回广西小村。

本想种田度日，可两年后，铁门哐当锁上，他成了“漏网特务”。酷刑、逼供、假口供……从死刑到无期，再到十五年，他在泥泞中度日。支撑他的，只剩脑海里江姐的笑容。妻子扛起生计，每月探监，递进一篮红薯干，转身就抹泪。狱友悄悄叫她“活菩萨”。

一九六四年，他获减刑出狱，只能在家乡活动。找工作难，户口尴尬，但活着就是希望。改革的春风到来，他再燃念头：得去重庆自证。通信多次无果，直到一九八一年五月，一封落款“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公函飘到手上。馆长卢光写道：档案中有你的名字，请速来核实。

黄茂才连夜赶路。烈士陵园青松绕道，碑林肃穆。卢光递给他厚厚一摞材料，上面是曾紫霞、胡其芬等人的证词——“黄茂才同志，于渣滓洞任看守期间，协助革命者传递信息、掩护同志，立下大功，应视为革命群众。”字字千钧。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四川、广西两省的调查组对口查证，旧案翻卷。半年后，改正判决书下达，所有反革命罪名撤销，附加一句评价：“此人对党对人民有功。”县里很快聘他为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安排医药。那年，他已近花甲，却像少年般精神焕发。

外人问他为何不追究曾经的苦难，他摆摆手：“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每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总要坐上慢车北去重庆。歌乐山风大，他脱帽，向江姐墓前三鞠躬，“报告组织，小黄回来了。”

晚年书桌上，那件蓝毛衣被他细心叠好，旁边压着一枚政协胸牌。偶尔有学生拜访，他会从抽屉取出当年的《示儿信》复制件，拍拍信纸：“信，是我送的。那晚，江姐说‘革命终有回响’。她没说错。”

黄茂才的一生，在暗处燃烧，也在光里终结。险上刑场，三十年波折，终换得沉冤昭雪。这段经历，像一截火把，提醒来者：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终究有人扛着火光，穿过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