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深秋，北京的夜风很硬，勤政殿灯却亮得通明。电话忽然响起，值班员压低声音：“侯波同志，主席半小时后要去丰泽园散步，你准备一下。”侯波放下手里的显影盘，拎起那台沉甸甸的禄来，脚步几乎没出声。像这样的加班，她已经习以为常——从1949年到那时，整整十年，日历翻动的节奏由快门来标记。
山西夏县的女孩儿阎千金，从小名里就带着“千金”两字，却没过上一日富贵。1938年，中条山抗日动员激烈，她交出那四枚家里仅剩的银元，塞进行军口袋，悄悄踏出家门。十四岁的年纪，比枪还轻，却把党的誓言背得滚瓜烂熟。到西安办事处后，她先叫“阎锋”，再到延安被周兴改作“侯波”，名字像辗转的车票，每一次更迭都意味着新任务。
延安女子大学的土窑洞里，昏黄油灯下，她第一次摸到135相机。徐肖冰正举着镜头给新学员讲测光，“光圈别太保守，多试才有惊喜。”一句话让侯波记了一辈子。两年后，两人在延河边的枣树下成了家，枣花沾在喜帖上，焦黄微甜，跟日后胶片洗出的影调很像。
抗战胜利，他们被派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可真正决定命运的，还是1949年春天的那张调令：北平。北平城楼即将迎来新中国第一缕礼炮烟火，中央办公厅要成立摄影科，一位女科长的空缺，杨尚昆亲自点了侯波的名。她只回答八个字：“服从组织，需要就上。”
第一次正式给毛主席拍照，是6月香山双清别墅。拍完苏联代表团合影，毛主席招手让三人坐下：“今天别忙走，认识一下。”徐肖冰介绍：“这是我爱人，侯波。”毛主席抬头看她，笑得爽朗：“女同志是半边天，站中间。”话音一落，他把侯波拉到自己身侧，对着陈正清的镜头定格。后来这张照片，被两口子放大挂在客厅，一挂就是半个世纪。
工作节奏很猛。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侯波探身越过天安门城楼护栏，只为捕捉那挥手的瞬间。身子倾到一半，衣角被人拽住：“放心拍，我拉着你。”声音来自周恩来。快门落下，胶片里记录的不仅是历史，也有那双护住她的手。陈云随后叮嘱：“别逞强，安全要紧。”短短一句，人情味极重。
海外采访的曲折更甚。1957年11月，莫斯科红场庆典，苏方安检对拿相机的外宾格外警惕，侯波被挡在栅栏外。宋庆龄出面交涉，她才住进克里姆林宫一角。签署《宣言》那天，记者层层包围谈判桌，她个头小，硬是趴地钻桌底，一跃而起拍下毛主席落笔。赫鲁晓夫皱眉瞥了一眼，她装作没看见，掸掸衣角退到人群后。底片冲出来，角度独到，新华社连夜发回国内。
1958年夏天，长沙湘江，毛主席兴致好，要下水畅游。岸边人声鼎沸，侯波忙着调焦距，脚下没察觉，一个与地面齐平的粪坑把她吞了半截。众人惊呼时，她先保护相机，浑身污泥也顾不上。等拉出来，镜头还亮，快门照响，换来主席一句玩笑：“小侯，下次别把自己也冲洗了。”
同年秋天，河南棉田，老乡们奔向主席，侯波被人潮顶得连连后退。情急之下，她爬上棉花垛，脚底一空整个人陷进去，只露出相机。毛主席听见呼救，忙挥手：“先救摄影师！”众人七手八脚把她刨出，白棉黏满衣襟，她却只心疼没按到那张“群众簇拥”的镜头。
十二年就这样忙碌而飞快地过去。1961年4月，新华社调令下达，侯波要离开中南海。那天傍晚，勤政殿长廊里风很平，工作人员轻轻敲门：“主席请您到书房。”屋里陈设熟悉，书架还是那排厚重马列全集。毛主席放下笔，看着她：“十来年了，辛苦不？”一句话，侯波鼻子发酸，只答：“没干好，耽误了不少画面。”毛主席摆手：“片子都看见了，你的心思也看见了。以后常回来看我，有事写信。”两人沉默良久，只余钟表嘀嗒。
离开中南海后，她跑遍大江南北，一直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工作到退休。拍了无数建设现场，也记录了许多陌生面孔的喜怒哀乐。可在同行看来，最具标识的，仍是那四千多幅中南海底片。有人夸她功劳大，她摇头：“赶上时代了，历史偏爱我。”
2001年，她整理作品时说过一句话：“镜头不认识我，它只认识光。我只要让光进来。”这份谦和，对后来者是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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