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对话中韩澳德南非5位博士：科研寒冬下的乐观焦虑

基本信息：

Title: Pandemic PhDs: graduates anxious, but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发表时间：2025.1.5

Journal:Nature (Career feature)

影响因子：48.5

Nature深度访谈：面对“科研寒冬”与全球动荡，新一代博士生的焦虑与坚守

去年，Nature职业专栏采访了五位来自北美、以色列和英国的准博士毕业生，试图了解新冠疫情等干扰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职业规划。彼时，这些学生对就业前景深感焦虑，担忧美国科研经费大幅削减、地区冲突以及疫情导致的实验延误。

一年后，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塑造全球博士决策的力量，Nature扩大了调研范围，邀请了来自中国、韩国、德国、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五位科研新人分享他们的职业心路。

在“新冠长影”持续笼罩、全球局势动荡不安的当下，这些博士毕业生虽身处焦虑，却依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乐观。他们中有人正在经历“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有人因身份政治被挡在理想实验室门外，但他们仍渴望在学术界留下自己的足迹。

Dezhou Cao：被“35岁红线”追赶的物理学博士

Dezhou Cao目前是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University of Barcelona）的访问学生，即将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西班牙，他体验到了截然不同的科研节奏：从“12小时制”到“6小时制”：在中国，他习惯了全天工作，甚至超过12小时。但在巴塞罗那，他每天10点开始工作，下午4点左右结束，心态轻松了许多。尽管他认为欧洲的物理研究实力更强，并计划在德国进行为期五年的博士后（Postdoc）研究，但他最终仍希望回国建立实验室，因为他已经适应了那种快节奏的环境。

然而，这种归国志向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在中国，“考核期（Assessment period）”是一道险关：入职三年的助理教授若无法完成论文发表指标或申领到国家级科研项目，将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最让他焦虑的是“年龄限制”。国内许多高校对招聘青年教职或科研人员设有35岁（有时甚至32岁）的硬性红线。“我今年29岁了，必须马不停蹄地向前走，”他坦言。

Dezhou Cao is pursuing a physics PhD.Credit: Dezhou Cao

Yunhee Kim：在“量化考核”与基础研究间抉择

Yunhee Kim即将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获得干细胞与癌症生物学博士学位。对她而言，疫情最可怕的不是封控，而是对实验的致命干扰，由于需要每天定时更换培养液，哪怕一天的延误也会让实验进度倒退六个月。她指出，在韩国，科研资助与发表文章等“显性产出”紧密挂钩。这种结构限制了研究者攻克更困难、更耗时或更基础的科学问题。

她计划去美国进修，不仅是因为那里有行业大牛，更因为那里有着比韩国更好的临床医生合作文化

Yunhee Kim is finishing a PhD investigating why some tumours respond to immunotherapy better than others do. Credit: Yunhee Kim/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Genetics

Manan Shah：困在签证里的“数据管家”

从印度到德国埃森-杜伊斯堡大学，Manan Shah的博士之路是一场职业转型。他意识到相比企业里的质量保证（Quality Assurance）工作，自己更热爱科研。

他在导师的支持下成为了一名“数据管家（Data steward）”，负责协调科研数据的生成、分析与合规存储。同时，作为一名签证与工作绑定的外国研究者，他一直不敢离开德国，生怕被拒绝入境，这也意味着他很久没有见到印度的家人了。他希望在德国积累五年经验后，回印度建立完善的科研支持服务体系。

Manan Shah wants to work in research support services with scientists in India.Credit: Lisa Wolany on behalf of Manan Shah

Nxalati Mkhombo：直面资助削减的寒意

在南非开普敦大学研究避孕药与艾滋病病毒（HIV）感染风险的恩萨拉蒂，正切身感受到国际政策波动的影响。由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大幅削减了对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她身边许多同行的经费被撤销了。虽然她保住了自己的经费，但整体科研环境的恶化让职位变得极度稀缺。她表示：“我可能会先接受任何能拿到的机会，同时向最终目标努力”。

Nxalati Mkhombo studies in South Africa.Credit: Nxalati

Elliot Gould：被政策挡在门外的生态学者

Elliot Gould的研究领域是应用生态学的可重复性，但他不仅面临“长新冠（Long COVID）”带来的健康挑战，还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壁垒。

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将早期职业研究团契（Fellowship）的期限从四年缩减至两年，极大地压缩了新人的生存空间。此外，Elliot Gould曾获得一份美国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但在办理签证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由于其跨性别身份，如果申请信息与出生性别不符，可能被视为“身份欺诈（Identity fraud）”并面临终身入境禁令。出于安全考虑，Elliot Gould最终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转而在澳洲寻找机会。

结语：焦虑中的乐观主义

尽管全球政治波动、经费紧缩、长新冠后遗症和严苛的量化考核像阴云一样笼罩着学术界，但这五位博士生依然表达了强烈的“留在科研圈”的愿望。

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先出国深造，但最终目标都是回到家乡，建立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并作为“过来人”去支持下一代科研新人。正如Yunhee Kim所说：“我希望与我们国家的学生一起工作，让他们知道，科学界依然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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