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的崩溃，祸根就在当年的“经济奇迹”

迷恋“分配型政府”、追求高福利才是拉美病的病根。而不是老生常谈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经济”。

撰文丨关不羽

1月3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遭遇美军突袭逮捕，震惊全球。这位执政长达13年的拉美政治强人，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下台，真是让人始料不及。

不过，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政治生涯能如此“长寿”，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01

马杜罗政府的“经济奇迹”

无论怎样同情这位沦为阶下囚的总统，都无法回避他糟糕透顶的经济业绩。马杜罗政府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多项纪录：执政十年实际GDP缩水75%；1000000%的通胀率（2018年）；90%的贫困率。

数据冰冷，民生的经济体感更冷。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把委内瑞拉老百姓折腾得够呛。

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3%的委内瑞拉人因为饥饿体重减轻，减幅平均高达23磅。所以委内瑞拉人开玩笑说，“马杜罗餐”是历史上最见效的减肥餐。

在饥饿驱使下，大量委内瑞拉人选择了流亡海外。联合国难民署最近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累计外逃难民约770万人，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25%以上，成为二战后拉美最大难民潮。

从人均GDP1万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沦为赤贫的经济地狱，仅仅用了十年。即便在以魔幻著称的拉美地区，也称得上是触目惊心，成为“拉美病”的又一典型。

经济发展停滞倒退、政治秩序动荡，捧着“金饭碗”闹饥荒，令人绝望的“拉美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可以肯定地说，是人祸。

02

分配型政府的失败

和诸多邻国相比，委内瑞拉堪称幸运。3000万人口，差不多是0.9个重庆，却拥有全球第一的石油储量，3000亿桶探明石油储量占全球的18%。

此外，委内瑞拉还拥有全球第八位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全球第三位的铝土矿资源。在以自然资源丰富著称的拉美地区，委内瑞拉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也是一骑绝尘，说是“人均金饭碗”也不为过。

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上也不错。虽说上世纪中叶大规模开采石油之前，以农业为主的委内瑞拉经济较为落后，但是和邻国的关系较为和睦，内部政局也较为安定。在领土争端频发、政变如家常便饭、满地游击队的拉美地区，委内瑞拉算得上是片净土了。

20世纪50年代的石油红利更是为委内瑞拉人打开了繁荣之路。人均GDP从60年代的不到1000美元，迅速攀升至80年代初的4000美元，不仅是拉美地区的经济优等生，在全球也处于中上游水平。此时，委内瑞拉的原宗主国西班牙，人均GDP也不过6000美元。

但是，快速成长的经济也产生了“成长的烦恼”。传统农业社会分崩离析，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现代政府的建构成为难题。

和所有早期工业化国家一样，首当其冲的是贫富差距悬殊。虽然拉美传统的考迪罗社会（军阀、教会和地主三位一体的地方社区）绝非均贫富的世外桃源，但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社会矛盾。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水被彻底搅浑了。

一方面石油产业勃兴，城市新贵的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刚放下锄头走进工厂的低技术劳动力过剩，收入水平低下。

20世纪70年代末，委内瑞拉约有三分之一人口只能赚到最低工资。石油红利的分配成为委内瑞拉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很遗憾，委内瑞拉选择了“分配型政府”的福利化道路。

既然“暴富”的动力来自石油收入剧增，那么由政府操刀“分蛋糕”，通过“劫富济贫”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抹平贫富差距，有战后西欧福利制的作业可抄，看上去的确是最合乎逻辑的选择。大可不必另辟蹊径。

因此，上世纪6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就开始推行福利制。财政收入端高度依赖石油收入，分配端大办全民福利。70年代，委内瑞拉人已经实现了名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全方位的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与西欧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

然而，这些只是“名义上”的纸面福利罢了，低效、腐败令人发指。流入政府公共福利体系的石油红利，都被糟蹋了。

比如，20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的人均公共医疗支出是拉美邻国的3倍多，但是公共卫生水平却远逊于那些穷哥们儿。1988年，委内瑞拉的初生婴儿死亡率，较牙买加高出2倍，较智利高出0.8倍，较巴拿马高出0.3倍。公立教育更是一塌糊涂，学生入学率、人口识字率在拉美地区垫底。

“分配型政府”很善于分配。以社会保障的名义流入政府财政的石油红利，流向了政党、军队、公务员和两党控制的工会。用以设置闲职、肥缺，收买和酬答追随者。这不是零星、偶发的腐败，而是系统性的政治分赃。

政府忙于“分配”，自身的腐败都管不好，还能发挥什么治理作用？石油价格高，财政宽裕，还能勉强维持司法、治安的基本运转。油价下跌，钱袋子一紧，正常的社会秩序都难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中叶，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委内瑞拉政府开启“打摆子”模式。

1985年到1996年，委内瑞拉搞了四场“改革”，两三年翻一次烧饼。忽而是大规模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放水疗法，忽而是大规模财政收缩的休克疗法。今年是“推进自由贸易”，明年是“价格管制的宏观稳定”。左的右的、保守的激进的，回旋镖连发。经济也陷入了停滞倒退，从1983年的人均GDP4000美元的峰值，跌落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000—3000美元区间。

经济停滞和倒退，是“拉美病”的典型症状。然而，这并不是什么地区诅咒、资源诅咒。同为拉美国家，也同样高度依赖矿产资源的智利在同一时期坚定地摒弃了“分配型政府”的福利体制，强力推行自由贸易、市场化改革，实现了经济迅速崛起。1985年智利的人均GDP1446美元，仅为委内瑞拉的一半。1995年，智利的人均GDP已经高达7200美元，是委内瑞拉的2.5倍。

委内瑞拉遭遇的是“拉美陷阱”，还是“分配型政府陷阱”、“福利制陷阱”？

03

查韦斯时代的好日子

1995年后，随着原油价格止跌回升，委内瑞拉的经济逐步好转。1999年，人均GDP回升至4000美元。如果按照此前的规律，委内瑞拉经济无非还是深度绑定石油行情的周期性震荡。好三年、坏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然而，“天降伟人”查韦斯横空出世，把委内瑞拉导向了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

1999年，军人出身的查韦斯在大选中获得60%的选票，取得压倒性胜利。此时查韦斯的政治纲领相对中庸。在选举中，他多次表示倾心于英国工党领袖、首相布莱尔版本的“第三条道路”，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也不打算激进地推行国有化。最大的“亮点”是重建全民福利的竞选承诺，因此吸引了大量选票。

油价从1999年的每桶9美元稳定回升到2001年的20美元，查韦斯政府的福利事业也因此高歌猛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油价涨一步，委内瑞拉的福利待遇就增加一块。全面免费的福利大单，涵盖了医疗、住房、教育等方方面面。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也推高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速度，所有经济指标都显得那么完美。

然而，烧钱烧出来的繁荣是脆弱的，经不起一点点风吹草动。2001年“911”事件后，油价从24美元跌到16、17美元。2002年，委内瑞拉发生总罢工、政变等一些列事件。查韦斯从中吸取了“教训”，却是“反向”的——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放缓福利化的步子，而是强势推进“国有化”，以攫取更多的石油红利。

先是大幅提高各项税费，半强制地对国内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紧接着，把矛头对向了外资石油企业。新的《碳氢化合物法》规定，合资项目中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持股不低于51%。2006年收回32块外企油田，2007年将重油带外资项目转为国有。其中也包括了中石油开采的油田。2009年，“收回”76家外国石油服务公司及马拉开波湖300艘外企船只。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大业，功德圆满。

损失最大的当然是美国石油企业。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等美企，拒绝贱卖股份，纷纷撤离。最后只剩下雪佛龙一家继续经营，维持委内瑞拉对美国的石油出口。

遭受巨大损失的美国企业发起了一系列国际仲裁，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也就此破裂。

查韦斯对美国的“重拳出击”，名利双收。新增的石油收入盆满钵满。每年增收石油利润达到58亿美元，对一个3000万人口的小国而言，堪称巨资。

与此同时，强势推动的国有化，也是“查韦斯化”。查韦斯清除了石油产业系统40%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而安插进去的非亲即贵。查韦斯“分配型政府”远胜前辈，不仅分配了石油红利，连石油工业也成了被分配的政治资源。

查韦斯主义的政治蓝图已然清晰，通过控制本国经济命脉的石油工业，从源头上把控经济红利的分配权，实现对该国的全面掌控。

这套分配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是查韦斯的政治基本盘。约有20%的新增石油收入用于大幅增加军费，犒赏十余万军人。大小政府官员也很满意，财政规模激增，花钱花得畅快。最后是捧起国企铁饭碗的普通民众，最低工资一张再涨，福利水平大幅提高，轻松愉快。

04

不可持续的虚假繁荣

2008年，油价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150美元，查韦斯的国内支持度也达到了巅峰。“金钱万恶”，但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军心民意皆可收买。然而，付出代价是昂贵的、不可持续的。

好景不长，2008年下半年，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油价雪崩。短短数月间从每桶150美元跌到了40美元以下。福利乌托邦岌岌可危。

石油工业国有化“大获成功”的查韦斯照葫芦画瓢，农业、钢铁、电力、电话乃至超市，大量收归国有化，以便实施价格管制。一开始凭着前几年高价石油积累的资金，还是讨价还价地赎买为主。但是，随着油价一跌再跌，政府的“余粮”也不多了，“银弹”不够，换上实弹。该国最大的大米加工厂，就被查韦斯的军队直接没收了。

靠政府补贴养活的国企，显然不具备经济造血能力。查韦斯不得不重新争取外资进入。查韦斯多次亲自出面解释，郑重其事地表态欢迎外资。但是，此前的石油工业国有化“珠玉在前”，敢以身涉险的外企少而又少。2009年委内瑞拉被世界银行列为“最不适宜外国投资的国家”，外资来源几近枯竭。

查韦斯执政的最后阶段，委内瑞拉只能越来越依赖外债以应付国内庞大的开支。尽管2011年油价重回115美元高位，但是委内瑞拉的外债已经接近本国GDP的100%，委内瑞拉的经济和查韦斯的身体一样病入膏肓。

05

错失政策调整的窗口期

2012年10月，油价回光返照，不断回升，查韦斯赢得了第四个总统任期。半年后，他去世。他选择的接班人，就是马杜罗。

2013年，马杜罗接掌委内瑞拉时，人均GDP 1.2万美元，看上去还不错，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此时，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20%以上，超过了15%的警报线。

马杜罗凭着正在褪色的“查韦斯光环”上台，出身公交车司机，没有军队背景，很难像查韦斯那样强硬行事，因此一度被视为“软着陆”的过渡人物。实际上，查韦斯执政后期，已有欢迎外资、放松私营经济的迹象。所以，马杜罗上台后，主要党派在议会推动立法，试图纠正查韦斯时代的激进政策。

如果马杜罗顺势而为，以“弱势总统”调整政策，实现软着陆，虽然不大可能长期执政，但是他的结局也会大为不同，委内瑞拉的经济也不至于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马杜罗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强硬”，比查韦斯更查韦斯。没有军方背景缺乏“强硬”的底气，他就手抟一个军方背景。

2013年委内瑞拉的军费支出高达63亿美元。比2006年查韦斯的40亿美元大单还高。再加上居高不下的福利支出，马杜罗比查韦斯更依赖对经济部门的强力掌控，经济政策的调整无从谈起。马杜罗的“强硬”，让他失去了最后的政策调整窗口。

2014年下半年油价大跌，委内瑞拉的经济内伤开始大规模爆发。2017年，委内瑞拉的GDP仅为1159亿美元，不到2013年的一半，高通胀、低收入压力下，委内瑞拉普通人挣扎在贫困线上，马杜罗还给了军方21亿美元。

2018年，在军队的支持下，马杜罗顶着国内争议、国际压力“赢得大选”。他为军队开出了最后的酬劳，7.6亿美元，相比此前颇为寒酸。蛋糕不够分了，就分蛋糕盘子。马杜罗把大量国家石油公司的股份划归军方，石油企业的高管职位给军方代理人，顺手又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进行了一波清洗，至此这家委内瑞拉石油龙头企业失去了80%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几轮清洗后，外行领导内行的委内瑞拉石油工业体系元气大伤。2018年委内瑞拉原油产量跌至日均150万桶，不到20世纪90年代末日均350万桶的一半。产量腰斩、油价低迷，石油红利难以为继。

国内其他经济部门也因国有化遭受重创。马杜罗任内继续加大了国有化力度和价格管制，私营企业也大量消失。私营企业数量从1999年的约49万家减少到2018年的约28万家，减少了约21万家。委内瑞拉的大型民营企业消失殆尽。剩下的中小型民营企业也在严厉的限价之下失去了活力。国企掌握了近90%的资源，却只提供区区10%的就业。委内瑞拉的就业市场一片萧条，青年失业率高达80%，几乎“人均失业”。

06

“一切都怪美国”

石油红利骨折，国内经济萧条，外债急剧攀升至GDP的180%，也达到了极限。马杜罗政府最后的经济手段就是印钞，强制央行购买国债的无限印钞，创下了通胀率1000000%的奇迹。

“钞票成了厕纸”不是笑话，因为钞票确实买不到等量的厕纸。最搞笑的是，为委内瑞拉印刷纸币的英国托马斯德纳罗印钞公司称，该国政府已经拖欠印钞费高达两亿美元。印钞厂的账单都付不出了，堪称旷古奇闻。

到了这步田地，只剩下“一切都怪美国”的遮羞布。然而，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真是美国制裁造成的吗？并不是。

虽然两国关系持续交恶，但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直到2017年限制委内瑞拉石油企业在美国融资，才迈出了实质制裁的第一步。2018年美曾经考虑初代限制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最终放弃了。

因为，从查韦斯到马杜罗始终没有触碰对美石油出口的“红线”。即便2017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以每季度下降10%的速度快速下滑，PDVSA已经对多个国际买家违约，委内瑞拉对美石油依然稳中有升。可以说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也要保证对对美石油出口。直到2018年，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依然是美国。

口头的强硬，并不影响马杜罗诚实的身体。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崩盘，不是因为美国制裁影响了销售，而是国内政策连锁反应导致的生产下滑。

2019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跌至日均产量100万桶以下，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并不让人感到意外。45%的石油产业工人失业，对待遇不满的罢工连绵不绝，摧毁了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

失去石油出口的最后纽带后，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更注重地缘政治冲突，2019年后制裁加码。委内瑞拉经济凋敝、石油工业崩溃，是美、委关系走向破裂的“因”，而不是“果”。

这体现了美国一贯的经济优先的实用主义外交思维，也反映了美国视拉美地区为“后花园”的区域霸权。但是，对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分析不能倒置因果。

07

结语：重新审视“拉美病”

无论怎样评价马杜罗政权，都不得不承认他对委内瑞拉的统治已经结束。

至少在经济治理上，这位总统的业绩堪称糟糕透顶。但是，客观而言，委内瑞拉经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并非马杜罗一人之责，而是长期的系统性问题积累，是委内瑞拉历任领导人一错再错的选择失误。尤其是查韦斯1999年上台后大幅强化“分配型政府”福利制，与经济排外、国有化酿成了一剂药效强烈的混合毒药。

迷恋“分配型政府”、追求高福利才是拉美病的病根。而不是老生常谈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经济”。

委内瑞拉区区3000万人口，大面积的山地地形，连庞大复杂的石油工业体系都不可能“大而全”，根本就不具备经济“多元化”。委内瑞拉GDP中石油经济贡献度在30%左右，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相近。可海湾国家并没有“拉美病”啊？甚至挪威石油经济在GDP中占比也高达25%，也称得上“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资源经济”，却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老牌发达国家。

拉美地区长期以来的“殖民创伤后遗症”也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拉美地区的官僚、知识分子习惯于把内部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诉诸历史仇恨，煽动排外仇外成为政治动员、实现政治野心的捷径。这种政治操弄不仅严重妨碍了对社会问题的真实认知，也严重干扰了对外经济合作，还造成了民粹泛滥的社会温床，导致该地区政治野心家层出不穷。

这些政治野心家革命有道、治国无方，热衷于宣扬政治乌托邦，推行极端激进的政策，导致拉美社会普遍政局动荡，社会失序，谈何经济发展？大开大阖“翻烧饼”，最终连政府信用也难以维持，货币体系简直如儿戏。

总而言之，“拉美病”不仅是政治病、经济病，也是“精神病”——社会普遍观念和认知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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