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儒相融 义济一方——清代渭南焦耀栋生平纪实

在乾隆中后期至同治年间的渭北大地，渭南焦家大院的焦耀栋以“商儒并举、义利合一”的人生轨迹，成为清代秦商望族与乡绅担当的典型缩影。作为焦氏家族十二世核心人物，他既承兄长商贸基业，拓展丝路商脉，又以典籍收藏与刊印为载体，践行“文以化人，医以救人”的理念，其事迹在《焦氏家乘》、地方碑刻及县志中留下了清晰印记，至今仍为渭南乡邦史料所铭记。

家族根基与商贸担当

焦氏家族自明初迁居渭南临渭区信义街道南焦村，至乾隆年间已发展为关中秦商群体的代表性家族。焦耀栋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字敬斋，为家族“荣、耀、相”三房中的次房，上承兄长焦荣栋开创的“万盛”商号商业根基，成为家族商贸的核心辅助者。《焦氏家乘·列传》载其“佐兄理川陕贸，主官商对接，凡军粮转输、盐茶贩运，皆亲督之”，精准定位了他在家族产业中的角色。

乾隆中后期至道光年间，关中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棉布、药材、粮食等物资的商品化推动了区域市场的形成，三原、凤翔等市镇成为重要的商贸枢纽与药材集散地 。焦耀栋凭借对商道的敏锐把握，将家族商贸与官方需求深度结合，在兄长焦荣栋的“万盛”商号体系下，主导川陕沿线的军粮转输与盐茶贩运业务，自渭南至西安、兰州设立十二处商栈，年输军粮万石无延误，成为陕甘军政物资供应的重要支撑。其经营不仅延续了焦氏家族的丝路商脉，更使“万盛号川陕分号在道光末年销额逾十万两”，为家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为后续的义举与文化事业奠定了物质根基。

典籍收藏与文化实践

在繁忙的商贸事务之余，焦耀栋潜心典籍收藏，尤重经史、金石与医书，形成了“以商养文，以文润商”的独特格局。他深知文化传承对家族永续与地方教化的重要意义，于嘉庆十五年（1810）创立焦氏“醇敬堂”，定下“醇谨敬慎，礼义传家”的八字家训，将典籍收藏与文化传播纳入家族传承核心。

乾隆中后期至道光年间，金石学在清代考据学的推动下勃然兴起，毕沅所著《关中金石记》作为系统收录秦汉至金元碑刻的学术名著，具有极高的经史考据价值，该书按朝代编排七百九十七通碑刻，考订源流、辨析史事，为关中金石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焦耀栋慧眼识珠，将此书列为刊印首选；同时，他关注民生疾苦，选中清代中医古籍《遂生福幼医书》（含《遂生篇》《福幼编》），该书聚焦儿科惊风、痘疹及皮肤病症，收录诸多实用秘方疗法，对缺医少药的乡村社会极具现实价值。

秉持“文以化人，医以救人”的理念，焦耀栋斥资将两部典籍各刊印百部，分赠关中各地学宫、医馆及村落。这些刊印书籍不仅填补了清代渭南民间刻书史的细节空白，更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实现了知识的普惠：《关中金石记》为学子与士人提供了经史考据的重要文献，推动了区域学术发展；《遂生福幼医书》则成为基层医馆与乡民的实用指南，有效缓解了渭北乡村儿科疾病诊疗困境，其刊印本至今仍有实物存于渭南博物馆，成为清代民间文化传播的实物佐证。

乡绅责任与后世影响

焦耀栋的一生，始终践行着清代乡绅“治生”与“济世”的双重担当。除商贸与文化事业外，他以四品封职、直隶州同衔的身份，深度参与地方治理：道光年间输粟助赈获敕封，道光丙午年（1846）关中大饥时设粥厂三月，活人逾千；咸丰二年（1852）倡捐银三千两开凿“焦家渠”，引渭水灌溉村东千余亩农田，使当地旱涝保收；咸丰元年（1851）于孝义镇设义学，延请名儒主讲，凡村中子弟无论贫富皆可入学，育才三十余人；同治年间战乱时，捐银修筑堡寨，守护千余村民免遭兵燹。

同治九年（1870），焦耀栋卒于家中，享年九十，葬于村北祖茔。他所开创的“醇敬堂”支系，以“礼义传家”的家训延续百年，其嗣孙焦永炎继承其志，续修义仓、维护渠堰，坚守家族的乡土责任。焦耀栋的事迹，不仅是个人“商儒相融”的人生写照，更折射出乾隆中后期至清代中晚期关中秦商的转型轨迹——从单纯的商贸经营，转向“以商兴家、以儒守业、以义济世”的多元担当。

如今，南焦村焦氏祠堂残存的“敬慎”碑刻、《焦氏家乘》的详实记载、渭南博物馆收藏的刊印书籍，共同印证着焦耀栋的生平与理念。他将文化转化为惠及民生的产品，以义举践行乡绅责任，其“文以化人，医以救人”的初心，不仅成为焦氏家族的传承密码，更融入了渭北大地的文化记忆，为后世留下了“义利并举”的宝贵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