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将军的得力部下尹保仁，位列正师级，为何没能评上将军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新疆乌鲁木齐气温已逼近零下二十度。尹保仁套着旧棉袄，蹲在冰面上比划桥位，旁边年轻战士缩着脖子直打哆嗦。尹保仁头也不抬，只甩下一句：“先把钢钎下到冻土层，再喊我！”那名战士悄声嘟囔：“尹团长不怕冷，咱可不是铁打的。”同伴推了他一把：“别说话，放心，他一会儿肯定先下水。”两分钟后，尹保仁真脱了棉袄，第一个跳进碎冰漂浮的河道。这样的场景，后来成了二军工兵团的“传统动作”。六年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典礼结束，有人翻看名册，意外发现这个在零下四十度带头下水的老红军，仅仅列在“上校”一栏。惊讶的表情在很多老战友脸上停了好几天。

追溯尹保仁的“兵之路”，得从一九二九年的湘东说起。茶陵山里枪声密集，年仅十八岁的他拉着破旧土枪加入县游击队，同月编入红三军团。三十年代初的中央苏区，他一步步从班长升到营长；血战湘江时，担任团长的他左臂挂彩仍扛机枪压制敌火，据同行记录，“尹团长身后横七竖八全是敌人尸体”。长征后半段，他已是师参谋长，四次负伤，一次腿部贯通伤，硬是没下火线。彼时不少首长给他贴了标签：“拼命三郎”。

一九四三年七月，南泥湾稻田绿浪翻滚。毛泽东、周恩来到三五九旅田间查看开荒成果，王震把尹保仁叫到跟前。主席端起搪瓷茶缸向他示意：“你们打仗行，种庄稼也行。”尹保仁有点局促，憨笑着回敬一句“首长放心，啥事都能干”。这一幕后来在旅部流传成佳话。那年统计，尹保仁一个人动手开荒四十七亩，摘得“劳动猛将”称号。

抗战时期，他随王震转战冀中平原，破袭正太路、夜袭神头岭。日军在呈贡布防，机枪火网交叉，尹保仁带一个排翻墙潜入，十分钟引爆三处弹药库，战后被《晋绥日报》称为“满身弹痕的活地图”。到了解放战争，三五九旅改编为第二军，尹保仁短暂出任五师参谋长，随后因进军新疆需要“懂工兵、脾气硬”的干部，被临时指派为二军工兵团团长。名义上是降级，实际上肩负全军交通保障重任。四年里，他带队修筑机耕道八百余公里、羊八井公路七十二公里、跨河木桥三十七座。《新疆日报》一九五二年专题统计：“尹团长指挥工程直接创产值八八九亿元”。这个数字当年震动了兰州军区后勤部。

按理说，如此履历到一九五五年授衔时评少将并不稀奇。授衔工作自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启动，标准看三条：参加革命时间、现任职务、综合德才。尹保仁红军时期就正师级，三十五年党龄，理论上“打底”也是大校。可进入审核流程后，一份《军衔鉴定表》悄悄把他的职务写成“副师级，兰州军区工兵部副主任”。尹保仁翻阅文件，眉头皱了好久，终究按规定递交“情况说明”，没有去敲任何一位老首长的门。

表格里除了职务被压低，还有几条刺眼批评：脾气急、会务不守时、在工兵建设中“违反程序”。熟悉他的人都清楚，他常因催促施工跳过若干审批流程，事后被政治部谈话留痕；还有一次会议迟到，是因赶去抢修因爆破塌方的山路。西北军区参谋长彭绍辉、韩练成看完尹保仁的书面意见，联合在补充报告中写道：“开除军籍一说缺乏正式文件，违反基建程序一条不符合实际，应删除，并确认其正师级职务。”落款时间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此举把他“捞”回到大校推荐序列。

然而审批链条层层上推，九月总政干部部批复，尹保仁的名字停在“上校”行。一位参与评审的老干部后来透露：“系统里抓得更紧的是‘德’，有同志建议考虑他‘雷厉风行’的后遗症。”其实同季度有几位脾气同样火爆的指挥员仍拿下将星，差距不完全在性格。更深的缘由在于职级归口的“影子档案”。当时工兵部正在精简体制，从军区到兵种都在压编，凡属“副主任”“副司令”容易被看作副职，导致评衔自动降档。尹保仁恰好被划进这一类。

那一年，同在三五九旅出身的李聚奎、周士第等人分别佩戴中将、上将军衔，庆功宴上觥筹交错，大家高兴之余难免替老尹惋惜。李聚奎给他夹了一块羊排，轻声说：“老尹，别往心里去，咱们干到老，只认红五星。”尹保仁不置可否，闷头喝了一大口酒。后来再有人提起这事，他只说一句：“级别不耽误打仗，给啥就背啥。”

一九五六年冬天，玛纳斯河决堤，尹保仁照例第一个下水，腰上这回多了四条上校杠。冰棱扎破小臂，缝了八针，他看护务兵手忙脚乱，反倒安慰：“缝紧点，别浪费药。”此后青藏、天山、帕米尔，他率兵修路架桥，从不请假。再往后，组织上准备安排他进地方建设口，他却在勘察喀拉塔什水电站途中突发旧伤，于一九六零年春安静离世，终年四十九岁。

兰州军区为他举行追悼会时，战士们自发把工兵铲堆在灵堂门口。王震赶到，抚着灵柩说：“老尹，你这把铲子，永远发着光。”没有人再提军衔，尹保仁留给后辈的，是冻土河水中的身影，是卷起袖子和骂人的粗声嗓，更是一份“服从组织决定”的军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