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酒窖密码：未开启的汾酒，藏着哪一段山河？

执笔 | 凯 南

编辑 | 骆 言

贾樟柯，是中国当代电影中绕不开的名字。自20世纪90年代末崭露头角以来，他以近乎固执的方式，持续拍摄着中国的普通人、边缘地带与时代褶皱。他是国际电影节的常客，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也是少数真正建立起个人美学体系的作者型导演。

不久前，《山河故人》迎来十周年重映，许多影迷带着一瓶汾酒走进影院，在黑暗中回望各自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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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与酒

贾樟柯是山西人，更准确地说，是汾阳人。这个出身，几乎决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底色，也注定了他与汾酒之间根深蒂固的关系。

在他的电影里，酒从来不是被刻意强调的道具。它更像一种背景音，低低地存在着，陪伴人物走过漫长而沉默的时刻。正如他反复回到的那些空间——县城、工地、码头、异乡的出租屋，酒只是自然地摆放在那里，仿佛本就该存在。

这种酒意，源头并不复杂。它来自北方日常生活中最朴素的经验：饭桌上的一壶白酒，送别时的一杯，人与人之间不多言语却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酒成为一种确认关系、确认身份的方式——你是谁，从哪里来，值不值得托付，往往就在这一杯之间。

因此，在《小武》《站台》这些早期作品里，酒与人物始终处在同一高度。它不浪漫，也不承载宏大叙事，只是陪着他们消磨时间、抵御空虚。《三峡好人》中，男人带着酒远行，不是为了喝，而是为了“带着点什么”上路。

到了《山河故人》，酒的意义发生了微妙变化。当人物真正离开故土，进入陌生的语言与生活系统，酒才第一次显露出“乡愁”的轮廓。那瓶静静放置的汾酒，并不一定会被打开，却像一枚坐标，把一个人牢牢钉在原本属于他的文化原点上。

贾樟柯拍山西，从来不美化，也不自怜。他拍酒，同样如此。他的镜头不追逐杯中的光，也不渲染酒后的豪情。相反，酒常常伴随着尴尬、沉默、失败与无话可说。正是这种“不美化”，让酒真正回到生活本身——它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只是陪人一起面对问题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酒在贾樟柯的作品中成为一种稳定器，它让人物的情绪不过分漂浮，让叙事始终贴地行走。酒在场，意味着生活仍在继续，哪怕继续得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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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亭子酒吧

如果说，在贾樟柯的电影中，酒始终贴近土地、家庭与记忆，那么当他真正离开汾阳，进入北京这样一座陌生而巨大的城市，这种酒意便需要一个新的容器。

对他而言，这个空间，便是黄亭子酒吧。

在北京电影学院北侧那一小片街区里，贾樟柯的生活半径长期稳定而狭窄。拍完《小武》之后，世界忽然向他敞开了一点缝隙，约见的人多了，他却仍旧没有合适的地方安放这些关系。于是，黄亭子酒吧成了一种折中的答案。

在《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中，他对这个地方的描述并不浪漫。酒吧“灯光昏暗”，甚至一度让他感到“无味”。他将这种不适追溯到自己的成长经验：“山西家穷，从小父母就节约用电，十五瓦的灯泡暗淡太久，让我日后酷爱光明。”正是这样一个并不符合他审美趣味的空间，却因为一次关键的会面而被命运标记。

1997年初，他在这里见到余力为。那天，“他的桌上已经有了几个空酒瓶”，自己点了一支都宝，“这烟别名‘点儿背’”。正是在这次略显潦草的相遇中，两人决定“一起去山西看看”，从而有了后来的《小武》。

随着时间推移，这家酒吧逐渐变成他在北京的临时据点，甚至被人戏称为“办公室”。他在这里做过几乎所有与电影相关、又不完全属于电影的事情：“约朋友举杯叙旧，找仇家拍桌子翻脸，接受采访，说服制片，恳求帮助，找高人指点。”

他写道：“酒喝不多话可不少。”但酒带来的并不总是畅快，有时反而让人突然意识到现实的滞涩——“在推杯换盏时心里猛地一沉，知道正事未办，于是悲从心起。”于是他趴在桌前，看“烛光跳动”，听“耳边喧闹渐渐抽象”。

书中最动人的，并非酒后的豪言，而是这些失语的瞬间。他写自己“感觉生命轻浮肉身沉重”，像一个突然意识到时间的老男人，在夜色中仓促离席。第二天醒来，又重新回到人群之中，“向人赔笑，与人握手”，仿佛一切从未发生。

多年后再回望，黄亭子已经消失，“变成了土堆”。他并未为此渲染伤感，只写道：“这是一个比喻，一切皆可化尘而去。”但紧接着，他又给出了更私人的答案——之所以仍要抓紧电影，并不是为了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