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刘震云的《咸的玩笑》以其特有的“刘氏幽默”,在嬉笑怒骂间勾勒出普通人的生存图景。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写众生”的创作底色,通过杜太白、长顺(法号智明)等人物辗转沉浮的命运,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并非宏大的史诗,而是由无数微小的挣扎、无奈的妥协与苦涩的智慧编织而成的日常叙事。
小说开篇即点题“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这奠定了全书的基调——“玩笑”不仅是调剂生活的幽默,更是一种面对无法改变的苦难时的生存智慧。
对于主人公杜太白而言,从中学教师沦落为红白喜事主持人,人生的“跌落”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玩笑。他曾是“延津最有学问的人”,享受“洋葱”时代的尊严,却因一场荒诞的学术争执(与校长曹五车争论李商隐妻子生死并大打出手)而身败名裂,被迫脱下“长衫”。然而,杜太白并未被彻底击垮。他将知识分子的“雅”巧妙转化为混迹市井的“俗”,在婚礼丧礼的套话中穿插孔孟诗句,在“庸俗”中找到了新的立足点。这种转型,恰似一种高级的“玩笑”——以自嘲和解构来消解命运的沉重,在价值的废墟上重建生活的意义。他的“玩笑”是盾牌,保护着那点残存的文人自尊不被现实彻底碾碎。
同样,故事中嵌套的长顺(智明和尚)的一生,更是“流着泪开完的玩笑”。年少时饱受后父冷眼、生计逼迫,选择出家以求“一了百了”;动荡年代被迫还俗,娶跛脚妻子,靠木工活养家;晚年又因内心的召唤,抛家舍业,千里迢迢重返破败的鸡鸣寺,以一己之力化缘重建寺院。他的每一次人生转折,都充满了身不由己的苦涩,却又在被动中选择了一种主动的“认命”与“坚持”。他称自己为“要饭的”,却在要饭中践行着信仰;他看似无情地离去,留给家人的“赠言”却充满洞察与悲悯。他的生命,如同一场与命运不断协商、最终达成某种和解的漫长“玩笑”。
刘震云笔下的小人物,其尊严并非来自宏伟的功业或崇高的地位,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在逼仄甚至狼狈的境遇中,顽强地确证着自己的存在。杜太白的尊严,体现在他即使主持红白喜事,也要坚持自己写春联,拒绝庸俗的对联“伤眼睛”;体现在他与卖虾老吕、剃头匠老葛、裁缝老殷等各色人等的周旋中,始终试图保持一种知识分子的“讲理”与“体面”,哪怕这种坚持常常显得迂腐可笑。他在感情上的摇摆与算计,无不暴露其人性的弱点,却也正是在这些弱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在为维护自己情感与生活自主性而进行的小规模“战斗”。
其他人物亦是如此。卖虾的老吕,因为一只实验室逃出的、会算数的小白鼠“阿基米德”而获得了生意之外的乐趣与尊严,甚至为了维护它不惜与人冲突。剃头匠老葛、裁缝老殷、厨子老薛,都因其不可替代的手艺而带有几分不容置疑的“倔强”,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获得尊重的根本。
刘震云擅长通过网状叙事,将个人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背景、琐碎的日常事件巧妙编织。个人的选择看似偶然,实则在时代与环境的裹挟下,呈现出某种无奈的必然。
长顺的一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微型缩影,他的出家、还俗、再出家,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节点上。然而,作者并未简单地将个人悲剧归咎于时代,而是更深入地探讨了在历史洪流中,个体如何凭借其内在的韧性寻找安顿。长顺最终成为高僧智明,其智慧恰恰来源于这“两进两出”红尘的复杂经历,源于对苦难的深切体悟而非单纯的超脱。
杜太白的命运同样如此。一场酒后的学术争执,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偶然事件背后,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环境下的尴尬处境,也是人性中“较真”与“虚荣”交织的必然苦果。他之后从事的职业,看似跌落,却让他真正深入了延津的市井生活,见识了远比书本更复杂、更鲜活的人生百态。
《咸的玩笑》是一部关于如何“活着”的小说。书中的小人物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各自“咸”甚至“苦”的境遇里,以“开玩笑”的方式,守护着人性的微光与生命的尊严。他们的命运沉浮,是对“苦中作乐”这一古老生存智慧的最新诠释。在这个意义上,《咸的玩笑》不仅是对众生相的描摹,更是一曲献给所有在生活重压下依然努力保持尊严、寻找意义的普通人的深沉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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