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邹平到亭子间：这对师生，以理想铸就超越岁月的情谊

梁漱溟（左）与田慕周师生

一张长桌靠着屋子的西墙。桌上放着电视机、热水瓶和电风扇，还有一个楼下厨房端来的、上海人叫“钢种镬子”的饭锅。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伏案工作，面前堆着稿子、信笺和资料。他的工作面，只有桌面的三分之一。

桌前放不下凳椅，他只好坐在床沿上。床上铺着席子，靠东墙放着被子、衣物。屋角挂着本手撕的日历，绿的是星期六，红的是星期天，它告诉人们：今年是1984年。桌上一只带盖青花瓷茶杯，暗示着主人的不同寻常。

北窗外是上海典型的弄堂。这个三楼的亭子间里，书写着一段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这一年，在北京的老师梁漱溟91岁，在上海的学生田慕周76岁。

生于田家宅院的田慕周

田慕周是河南开封人。有道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田家从清同治到光绪年间，在短短十二年里，一门出了三进士，名扬汴梁城。

1871年（清同治十年），田家第一个科考中进士的是田我霖。他生于1843年，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山东道和江南道监察御史等职。田家第二、第三中进士的为田我霖的侄儿田怡和田恂——分别在1877年（清光绪三年）和1883年（清光绪九年）中进士，两人同庚，都生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田怡后任内阁中书、湖北补用知府；田恂历任山东夏津、定陶、昌乐、寿光、茌平五县知县，他是田慕周的爷爷。

鼓楼在开封老城中心，其东北东司门一带为清末民初官宦富人聚集区。其中的老官街（今乐观街）原大半条街都属田家，如今保留下来的只有乐观街47号原田恂宅第。这一建筑精美的典型清式传统四合院，现只有二进院正厅、北屋三大间保存完好。它从外看是一层平房，是用加大进深和加檩及棚架使其成为两层楼房，如此构思精巧的建筑，在开封仅此一例。它被命名为“田家宅院”，现为开封市文物保护单位。1908年，田慕周出生于这里。

田慕周是在北京读的中学，他从著名教会学校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于1932年毕业。1936年，田慕周与富顺寿结为百年之好。他的夫人富顺寿1936年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业是社会学。两人结婚的证婚人是司徒雷登。这位燕京大学的校长，不但为田慕周这个校学生会主席证婚，还赠沙发靠垫、扶手装饰品等礼物。

田慕周

富顺寿的父亲富士英，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到上海读书。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02年毕业回国，进入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外务部，后在北洋大臣公署从事外务。做过学部主事，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科长。1913年至1919年，为北洋政府时期驻朝鲜总领事。

田慕周大学毕业后到军政部航空署工作，因检举上司贪污被迫离开。1933年，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实验基地——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就此开始与梁漱溟的师生情谊。

在邹平，实践乡村建设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的一场建设实践受人瞩目。总设计师和总建设师是梁漱溟。他认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根基，强国富民“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他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他说：“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大意》等著作构建了这一运动的理论基础。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授之职，放弃北京的闲适生活，赴山东曹州办学，走进中国贫苦的乡村。1928年，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邀老友梁漱溟到广东办乡治讲习所，进行“乡治”实验。1929年，李济深被剥夺军政大权，梁漱溟离粤赴豫，在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支持的村治学院当教务长。不料，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了主战场，乡村无法成为实验区。大战后，转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邀梁漱溟到山东继续乡村实验。

1931年初，梁漱溟到山东邹平开始乡村建设实验。选此为乡村建设基地，一是距济南较近，交通便利；二是它属山东三等县，无大地主、无干扰。1932年12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决定各省设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7月展开工作。梁漱溟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乡村建设”代替“乡治”。他的愿景是“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

梁漱溟（左一）与到邹平的参观者

县政改革是乡村建设重要内容：以乡农学校作为推行乡村建设的组织形式。它以村学代乡公所，以乡学代区公所。乡学、村学的目标是“德业相劝、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向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组织乡村自卫团体维护治安，组织农村合作社求乡村发达，从而实现乡村文明和乡村都市化。邹平撤销原7区16镇141乡，按户口、地势和社会习俗等设乡学74处，并先后建起村学。

梁漱溟说：“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8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邹平，尤以农业改良和农业技术推广最有成效：合作社养的猪比本地猪重50斤，先进的棉花种植技术使得当地的棉花田从1932年的不足900亩到两年后增至4万多亩。邹平受到社会关注，各界人士纷纷来参观考察。

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自1986年起多次到邹平，他说：“我在邹平访问了400多位村民，他们都把梁先生赞美到天上去了。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太太至今都记得，30年代时小麦也吃得多了，猪养得很大。”

田慕周感到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都已经偏离正道，欲谋社会进步，必须从根本处做起。1933年中秋节后，他偕新婚夫人富顺寿到达山东邹平，投身到梁漱溟先生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中。

田慕周、富顺寿夫妇在邹平

在乡村建设研究院短期学习后，他留院工作，先后任编辑、训练部与乡师教师。1935年，他到邹平实验县任科长。他主持了邹平的户口普查和统计，对全县342个村庄进行户口调查，重构邹平县的户籍管理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属罕见。1937年，调查成果《邹平实验县户口调查报告》由中华书局出版。

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他把夫人黄靖贤和儿子培宽、培恕接到邹平，住县城法院街68号西院北房，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妹妹、外甥等。投身乡村建设的实践，也深深刻入田慕周的生命年轮，他的6个孩子名字都与乡村有关：农、园、稼、禾、芸、余。

梁漱溟（坐者）与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仁

1937年10月13日，日军进逼禹城，山东省政府南迁宁阳。16日，梁漱溟离开苦心经营7年的邹平。田慕周随部分乡村建设的同仁到四川南充，他在四川省民众教育馆任导师班主任。1938年，继任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宣布乡村建设“不合法令”，邹平的乡村建设就此结束。

据发表在“澎湃号·湃客”上的《鲁枢元：田家的陈年旧事及与梁漱溟先生交往史》一文所载：“抗战爆发，田慕周追随梁师到四川南充创设民教馆，主讲国际关系与民法概论。当时他私下选用的教材就有梁漱溟1938年春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赠送的油印本的《论持久战》。有人告密说田慕周‘吃着蒋家的饭，却在宣扬毛先生的书’，曾招致四川省党部派员下来查处。由于梁师的庇护，（他）才最终得以蒙混过关。”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

情贵淡，气贵和

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蛰居在家，埋头研究和写作，他的代表作《人心与人生》自序就是写于1955年。

此时，田慕周从朋友的中元公司转至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先到上海外贸系统在江湾和复兴岛的农场劳动，后到外贸制盒厂。每月工资40元，负担一家8口的生活，十分拮据。那时，家分两处；田慕周带小女儿在上海，富顺寿带5个孩子在苏州。富顺寿曾试着去幼儿园工作，但一人带5个孩子实在分身乏术，只得作罢。多亏梁漱溟施以援手，每月给他们寄20元，一直寄到1963年田慕周的两个孩子考上大学为止。

到了1966年，田慕周住房缩水，一家5口挤在3楼的亭子间。9平方米里，塞进一张大床和一个双人床，他睡双人床上铺。小女儿从农场回沪休假，睡觉只能挤到亲戚家。1979年，田慕周平反后，为解决他的住房困难，梁漱溟再施援手，为此事写信给全国政协领导。他们一家搬进了中山南路三山会馆旁的两间小屋，共50平方米。

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里，辑录了梁漱溟与他人往来书信700多封，其中与田慕周就达52封，师生情谊可见一斑。1987年，自平反后每年来看望梁漱溟的田慕周，告辞时发现老师脸色不好，“已现紫光”，跪地给师磕头，师不推辞。那年，老师梁漱溟94岁，学生田慕周79岁。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儿子梁漱溟。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梁漱溟答道。

这是1918年11月7日。三天后，时年六十的梁济在敬业湖投湖自尽。他在万言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

88年后，一本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问世，成为了解和研究梁漱溟思想与活动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1980年8月，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出版，内容为作者艾恺与梁漱溟十余次长谈的实录。谈话录下的30多盒录音带，整理后出书。对此，田慕周厥功甚伟。

艾恺（右）采访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封面，2006年出版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曾说：“使此事得以实现者，首推今已98岁高龄的田慕周老先生。”其一，他是出书的倡议者，并从远在美国的艾恺处拿来录音磁带。其二，他是组织和参与者，邀请孙明磊、高琳、周伟、周毅、陈波、苏怡、孙艺、田雷8位年轻朋友，自己也动笔，将录音转为文字。先有4万字收入1993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8卷，为访谈内容的首次披露。到2006年，29万字的全部访谈内容出书。此时，距梁漱溟故世已18年。这书虽为艾恺与梁漱溟的访谈，但梁培宽认为：“对这一资料的保存最为关心、最为重视的，莫过于田慕周老先生。”

田慕周自1979年被平反后，全身心投入梁漱溟晚年著作的誊写、整理和出版。其中的《人心与人生》是梁漱溟极为看重的，他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他67岁动笔，动乱期间依然坚持，常在公园里打一会儿太极写一会儿稿。他82岁完稿后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就在三楼那狭小亭子间里，坐在床沿的田慕周，在饭桌兼工作台上，一笔笔誊写了183000字的《人心与人生》，并与学林出版社柳肇瑞反复商讨，终在梁师91岁时出版。它是梁漱溟历时29年完成的学术专著。

梁漱溟著《人心与人生》1984年出版

此书出版后翌年，梁漱溟想完成另一个多年的心愿——重印1949年路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他说当年“绝少流通于市面”。梁漱溟写信给田慕周，“希望老弟与学林社柳君洽商一下”。经田慕周奔走操持，这部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经典著作于1987年出版。

田慕周为老师的书稿还甘冒风险。梁漱溟被抄家，“一切衣物书籍荡然无存，并迫我从北房移小南屋栖身”（梁漱溟《儒佛异同论》）。梁漱溟在低暗潮湿的小屋写成的《儒佛异同论》，田慕周与熊十力的孙女熊如等人想方设法复印了，并由田慕周将书稿交给在吉林插队的小儿子藏于矿山。

梁漱溟题赠田慕周

梁漱溟与田慕周的这般师生情谊，基于共同的理想，还有那份责任感和使命感。2009年，田慕周去世，享年101岁。1988年，梁漱溟去世，享年95岁。他的部分骨灰葬于邹平黄山，这里是他“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地方。

原标题：《从邹平到亭子间：这对师生，以理想铸就超越岁月的情谊》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本文作者：袁念琪

题图来源：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