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55年10月，郑逸梅的苏州草桥中学同学、小品文作家、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多年的华吟水，购得掌故学家瞿兑之散出的手抄本《故都见闻录》，但不敢确定署名“铢庵”的这个本子是否是瞿兑之的，也不知道其中的一篇篇掌故文章有没有在报刊上刊载过，于是便请郑逸梅前来鉴定。
10月30日是个星期天，天不算太冷，但到华吟水家去的路上，郑逸梅心里却有些寒冷，因为他不但是个“补白大王”，而且还是一个掌故家，曾在戈的主编的《上海生活》和主要由周楞伽主编的《万岁》半月刊上连载过《说林掌故录》。《上海生活》甚至还为他出过一个《说林掌故录号外》，他深知如果有某些书从一个藏书家那里散出來，便是这个藏书家由盛走向衰落的征兆。他哪会不知道，“铢庵”就是瞿兑之的笔名，《故都见闻录》即是在上海《申报月刊》上连载的，不但这部掌故作品，另一部很有名的《杶庐所闻录》也在《申报月刊》上连载过……
《郑逸梅日记》看到这里，我想起瞿兑之在编发一篇《关于日记》的“附记”中写过的一句话：“日记可以算个人的杂志，而杂志也可以算个人的日记。”上海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郑逸梅日记》，不正是如此写就的一种日记吗？收入其中的是1927—1929年郑逸梅的零散日记，基本上取自当年刊发在《联益之友》上的日记。这种从旧时杂志“回补缺口”的日记，恰好证明郑逸梅日记的两种功用：一是为治掌故而写下的史料或札记，这是为了以后发表的；一是“排日纂事”的日录，这一部分是为了给自己备忘的，因此也就没有了为了公之于众而故意的拘忌和摆布。这两种功用的日记，无论哪一种，都真切地体现出郑逸梅治掌故和小品的底蕴，尤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致力于“明清民”三代名人书札的收藏和旧式人物的遗事轶闻，这在已经出版的日记和传记中是很少看到的。仅举两例。
一、1927年10月上旬，郑逸梅从上海回苏州探亲。10日，访以写“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而闻名的程小青，因程小青当天到了上海，没有见着；又访他的老师胡石予。得知胡先生任教于振华女子中学，课余仍以吟诗画梅自遣，于是他请求，由他和赵眠云为胡石予发起一个润例小启。十天之后，这个润例在他所供职的《联益之友》小报上刊登，还特别标明：“诸君如求梅幅，在函上书明眠云或逸梅绍介，可照润例减半。”此时的苏州振华女学，为“一生嫁给振华”的王季玉掌校，培养造就出费孝通、沈骊英、杨绛和“科坛三姊妹”何怡贞、何泽慧、何泽瑛等一批杰出校友。我在新近出版的关于中国核物理学家何泽慧的传记《何泽慧影记》中，写到过胡石予曾任振华女校的国文课老师，可惜《郑逸梅日记》那时还没出版，根本不知还有这则掌故，所以只一笔带过，殊为憾事。由此可见，郑逸梅这本残缺不齐的日记仍然有为所需者提供史料的价值。
二、1955年10月9日，郑逸梅到新雅酒楼，参加为篆刻家朱其石举行的60岁寿公宴。新中国成立不久的那几年，文人间的往还酬酢，首先谈的是生老病死和有无工作。这天的日记，拉杂谈最为密集，可作《郑逸梅日记》的基本盘。“顾佛影于阴历七月初六逝世，年五十八岁”；“张秋虫瘁瘦不堪，不知如何生活”；“徐行素一病四五载，最近渐有起色”；“周剑云患气喘，扶杖而行”；“徐耻痕则在五爱中学教书，与冷月同事”。如果就此作罢，那也不成其为上海文人的雅集了，更不是郑逸梅日记了。这天及之后的日记，郑逸梅记下了席间听说的陆小曼与翁瑞午情事的原委及后续，使之成为一篇完备的名人掌故。
从日记还可见老辈文人间的交际往还、书札来复、字画购入等充满温情的友善，尤其是他治掌故的方法——大量易换名人尺牍。据郑逸梅自述，其藏品逾万。只可叹这类治学必备的书札和他完整的日记，现在只剩下这点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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