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学”、“阴谋论”和“自有大儒为其辩经”

所谓“赢学”，关键就在一个“赢”字上。反正不管做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那都是我赢。赢，当然是赢；输，其实也是赢。黑，是我赢；白，也是我赢。顺，我当然赢；逆，其实也是我赢。

但是，说自己赢的时候，看起来是“真的在赢”的局面比看起来“不像是在赢”的局面更能让人信服。所以，在“赢学”盛行的世界里，消息的管控就变得特别重要：那些会让我看起来“不像是在赢”的消息就不要传播出来了，那些会让我看起来是“真的在赢”的消息必须得广为流传。到处都充斥着“我在赢”的好消息，处处歌舞升平，形势一片大好，所有的不好的消息全都销声匿迹。身处这样的舆论场景之中，完全被“赢”包围，让人已经对“赢”感觉迟钝，“小赢”或者一般的“赢”已经不能刺激人产生任何兴奋，真的会让人觉得既“赢”且“麻”，就是俗称的“赢麻了”。

有的时候，有些看起来能证明“确实是输了”的事实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那就需要捏造假消息、编造假新闻来证明“我赢”。大清与日本之间打的那场甲午战争，大清国新闻媒体就编造了“大清完胜日本”、“清军打得日寇满地找牙”的假消息，让大清国民众看得那叫热血沸腾，“赢麻了”。

如果事实已经无法掩盖，编造的假消息也会被戳穿，那些看起来“明明像是输了”的消息会被民众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认输吗？不可能认输的。“赢学”的精髓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我赢。输，是不存在的。都认输了那还叫什么“赢学”？

这个时候，“阴谋论”和“大棋论”就粉墨登场了。

比如说马老师开了个场子，门外有个黄毛老头老是说要找马老师的麻烦。但为什么黄毛迟迟不对马老师动手？因为我罩着马老师，黄毛怕我，所以黄毛不敢对马老师动手，这种情况当然是我赢。那假设有一天黄毛真的带人冲进去把马老师抓走了，是不是就证明“黄毛其实不给我面子，我输了”？看起来像是这样，但“赢学家”会告诉你：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其实我并没有输，我反而才是真正的赢家。

为什么？

第一个登场的是“阴谋论”：你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有些在暗地里发生的事情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知道吗？并不是黄毛不给我面子抓住了马老师，恰恰相反，是我允许黄毛这样干黄毛才敢这样干的。我在暗地里跟黄毛有交易，你知道吗？我开出来了价码，那个岛我要了，黄毛不得在这件事上给我捣乱，作为交换我允许你黄毛把马老师带走。黄毛乖乖地同意了我的交换条件。在我的允许下，他才敢去抓住马老师。这难道不是我赢？这难道不证明黄毛其实怕我？

就问你，听了这番分析之后，你认不认为其实是我赢？那必须赢，赢麻了。

第二个登场的是“大棋论”：这事儿看起来像是我输，其实不是。因为你的眼光看得不够长远、不够全面。长远来看，黄毛抓了马老师这事儿会让他自己陷于不义、让他的朋友们都觉得他不是人，孤立了他。以前黄毛跟马老师之间虽然关系不好，但没有撕破脸，不会爆发打打杀杀，不会互相提防，这样大家都花不了多少钱。现在黄毛抓了马老师，大家撕破脸了，双方就会互相敌对、互相提防，必然都要多掏钱去增加自己的安保力量。所以这是在资金上给黄毛“放血”，所以从更全局的、更长远的角度来讲，这盘“大棋”黄毛已经输定了。现在复盘一下，这事儿是不是我故意给他面子，设了个陷阱，让黄毛主动往陷阱里跳的？现在他已经跳进去了，请问谁赢了？当然是我赢了。

一般来讲，当一个人相信“阴谋论”和“大棋论”的时候，我就不再选择与他讲道理的。因为这样的人已经无可救药。正常的推理是，分析作出的决策与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找事实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因果联系，如果能找到证据就可以支持这种因果关系，如果找不到证据那就可能是因为这种因果联系并不成立。而“阴谋论”和“大棋论”的信仰者们是先确定了“决策与事实结果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之后在确定结论的基础上去找证据，如果能找到证据那当然好，如果找不到足够的证据就用“阴谋论”或“大棋论”的方式去捏造证据、“脑补”出一些虚假的证据来支撑因果关系的成立。这就相当于先射箭后画靶子，那箭肯定永远射中靶心，射箭的人永远正确，永远“赢”。长期来讲，这样的人不会有任何进步，因为他们的思维推理方式已经走上了邪路。

再往深了挖。所谓的“赢学”、“阴谋论”、“大棋论”其实都是古老的“自有大儒为其辩经”的表现形式。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其实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是很正直刚健的，但秦制帝国建立以后，被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秦制帝国驯化的儒家，也就是俗称的“法儒”，完全蜕变为为权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当权者的一切行为论证正当性的“权力的走狗”。

当权者颁布了任何法令、做出了任何决策，如果产生了好的结果，法儒会努力证明皇上圣明，为皇上的圣明歌功颂德。如果当权者颁布的法令作出的决策产生了不好的结果，法儒也会努力去证明“其实皇上做出的一切决断都仍然是正确的”，他们或许会隐瞒坏消息、捏造假的好消息来支撑“皇上的决断是正确的”的观点；如果坏的结果实在掩盖不住，他们会说“上面的经是好的，但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决策没有问题，是执行出了问题”来证明“皇上的决断仍然是正确的”。如果决策和执行都是确实能看到是有问题的、无法推脱的，他们就用“阴谋论”和“大棋论”的观点来证明“皇上的决策仍然正确”：从你们能看到的因素来看，或许真的产生了不好的结果，但还有很多因素是你们看不到的，结合那些看不到的因素来讲，其实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完全正确；短期看、局部看或许真的产生了不好的结果，但长期看、全局看那肯定是正确的。如果你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结果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正确的，那是因为你们的认识水平还没达到。总之，就是要么用“阴谋论”虚构出来一些证据来对决策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修补”；要么用“大棋论”的角度来告诉你，其实你只看到了暂时的、局部的不成功，但你看不到在更长远、更全局的角度上这反而是一种成功，是一种“赢”。

这一套做下来也是需要相当高的水平的。你能说这些人不聪明吗？你得承认这些人很聪明。但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被浪费在这方面了。当一个社会上的聪明人的聪明才智都被浪费在这方面，你指望这样的土壤上能产生什么先进的思想、先进技术？这是不可能的。秦制帝国“利出一孔”，权力包办一切，哪怕你在商业上、科学技术上很有进展，很优秀，但你也得向权力低头。《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是一个经商的好手，他挣到钱了之后，理性的选择就不是继续扩大商业经营在他擅长的领域里赚更多的钱、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去东京攀附权力，行贿太师蔡京，做蔡京的干儿子。这样的社会里，“人际关系学”、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厚黑学”这些必然成为显学。这样的社会里，看起来人人都很聪明，都是“人精”，但“人精”们活得并不比在他们眼里看起来“个个都是傻子”的群体里的“傻子”们更幸福。他们想不通：明明我这么精明，他们那么傻，我一个可以骗他们十个，为什么我活得不如他们幸福？这不公平！

所谓的“自有大儒为其辩经”所体现的就是“法儒”们的这套行为逻辑：只要你成为当权者，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法儒们都会卖力地去证明“你做的都是对的”、你“赢麻了”。他们不会站在真正客观的角度为当权者的决策做出真实而全面的分析、给出客观而中肯的建议。所以，法儒的这套行为逻辑害了国家、害了百姓甚至也害了当权者本人。因为法儒们如果真的对当权者的决策“正确的加以肯定，错误的加以批评并提出改正意见”，当权者也是有可能改正错误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儒们只是佞臣而不是诤臣，是奸臣而不是忠良。

当然，造成法儒们如此做事逻辑的并不仅仅是法儒们自己的责任。

大明朝崇祯皇帝在位17年，他的很多决策都是错的，但没人会说他错。无论崇祯皇帝做出什么决策，总有很多人在说皇上英明，决策正确，“赢麻了”。不是完全没有站出来指出崇祯错误的大臣，只不过那些站出来指出崇祯“做错了”的臣子的结局往往就是被砍头。

等到崇祯倒台，是不是“赢学”就结束了呢？

“赢学”并没有结束，仅仅是崇祯的“赢学”结束了，他没法再赢下去了。崇祯倒台不影响李自成继续“赢”，之后李自成倒台也不影响多尔衮接着“赢”。大儒们自然会为任何当权者辩经，并不管当权者是谁。

大明、大顺、大清在史书上如走马灯一般一页页翻过去，唯有“赢学”、“阴谋论”、“大棋论”、“自有大儒为其辩经”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