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杨建力会见孔东梅，带她参观完庐山别墅后，提出一个要求

2004年8月12日午后的牯岭镇，云雾刚刚散开，街角那台老式吉普车停在邮局门口。孔东梅拉着沉甸甸的资料袋下车，第一句话是：“我只有五天，要把外婆留在庐山的故事补齐。”

司机正准备帮她搬行李，身后传来爽朗的招呼声：“东梅，这边。”走来的中等个头男子是55岁的杨建力，灰色衬衫袖口卷到小臂，眉眼间能看出青年时期的洒脱。他伸手接过资料袋，自报家门：“江西杨尚奎的儿子，也是你外婆的晚辈。”一句话拉近了距离。

杨建力并非职业导游，他是省档案馆的研究员，对庐山旧闻如数家珍。孔东梅需要线索，他愿做引路人。两人并排上山，防空洞式的公路隧道里回声空洞，杨建力忽然低声补充：“父亲去世前仍念叨贺妈妈，叮嘱我别让那段岁月尘封。”孔东梅轻轻嗯了一声，把背包拉链又拉紧一点。

第一站是牯岭街东端的167号小楼。青砖黑瓦，屋檐仍存1950年代的苏式痕迹。杨建力指着窗台道：“1959年7月，贺子珍第一次回庐山疗养就住这里。那年她47岁，身体还算硬朗。”孔东梅倚着门框细看，白墙上隐约的红色编号像被岁月磨去锋芒。

有意思的是，屋内角落那张藤椅居然保留完整。杨建力小心把藤椅转向光亮处，低声自语：“听父亲说，主席来探望时曾在这儿坐了十来分钟，两人只谈家常。”短短一句话，让孔东梅的笔记本上多了一行加粗的红圈。

往北二百米，162号别墅掩映在冷杉林中。石阶潮湿，苔藓顺着台阶蔓延。刚走到门口，远处旅游团的喧闹声涌来。几名青年对着旧门牌拍照，其中一位问：“这是谁住过的房子？”杨建力扬声回答：“井冈山红军女战士贺子珍。”随即补了一句：“那会儿，她常在门廊晒手工缝好的小包袱。”

短暂的交谈像石子落入湖心，涟漪扩散。有人惊叹，有人翻手机搜索。年轻面孔与旧时故事对照，形成奇妙反差。孔东梅站在台阶中段，心里泛起酸涩——外婆静静离去已整整十年，可牯岭镇依旧有人记得她在风雨夜里包扎伤员的身影。

别墅二层挂着几张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摄于1960年夏末，画面里贺子珍靠在木栏杆上，身后是暮色中的芦林湖。照片下方贴着褪色的说明：拍摄者“杨尚奎”。孔东梅第一次见到外婆在庐山的近照，呼吸顿时放慢。杨建力轻声提醒：“我母亲水静当年摁下快门，她身体不好，拍完这卷就再没拿过相机。”

午后两点，芦林湖上雾气再起。湖面平静得像一面旧铜镜，偶尔有游船划过，留下一道浅浅白痕。孔东梅在长椅上摊开资料，梳理外婆一生中四次上庐山的时间：1934年冬季红军北上前短暂休整；1959年夏疗养；1960年再度疗伤；1970年春陪伴孩子短住。四行年份写完，她把笔放在膝头，沉默良久。

杨建力递过一瓶温水，突然问：“你知道她1959年和主席重逢后，最先说的是什么吗？”孔东梅摇头。杨建力学着父亲语气，压低声线：“我们都在。”只有四个字，却含住了离别二十五年的万语千言。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沿着环山公路追索遗迹：大林寺的石阶、锦绣谷的栈道、开国中将罗瑞卿当年落脚的小木屋。每到一处，杨建力翻出父亲留下的手稿，标注谁来过、何时来过、发生了什么。孔东梅不断拍照、记录，偶尔抬头望云，神情复杂。

8月15日晚，他们回到牯岭街旅社。夜里十一点，街灯昏黄，四周寂静。杨建力把一叠影印材料推到孔东梅面前：“这里有父亲口述的原始记录，也有水静阿姨的日记，外面看不到。唯一的条件——把你外婆写成真正的血肉之人，而不是符号。”

孔东梅抿唇，鼻尖微酸，应道：“我答应。”短短四个字让杨建力长舒一口气。他站起身：“那就放心了。”

第二天一早，孔东梅背包下山。吉普车驶过芦林大桥时，她回头望见灰白色雾气正轻轻包住162号别墅。那座小楼安静如旧，却因前夜的承诺，仿佛又多了一层温度。她打开笔记本，新写的标题只有六个字——“庐山·贺子珍”。

杨建力在车后挥手，他没再开口催促。他相信，几十年后，只要这本书安静地躺在书架上，读者翻到庐山那一章，就能看见那个在山雨中奔跑的年轻女红军，以及陪她度过寂寞岁月的青山和冷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