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看什么？

《异域之眼看中医》，高 晞 主编，中华书局2025年出版

中医学是最为传统的中国学问之一，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中医学史的书写更是医史学者重要的关心所在。然而，如何书写中国医史，却是一个值得不断追问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医学史书写方式是史志记录，表现为名医传记与医书目录，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汉书·艺文志》就开启了这一传统，后世史书中人物志、目录著述一直绵延不绝。这一书写方式留下了历代医学人物与医籍的信息，奠定了名医典籍的叙事方式，直至今天，主要教科书中的中医史写法依然未摆脱这一模式。民国时期，王吉民、伍连德合作撰写《中国医史》，打破了传志记录的传统，引入了西医传入的交流视角，令中医史的书写呈现出不同的面向。这一打破传统的写法固然有医学形态自然转变的原因，更多的则是来自异域学术方法的启迪，这与两位作者异域学术背景不无关系。同一事物，“身在此山中”与他者之眼看到的内容大概是不同的。

《异域之眼看中医》正是一部集中呈现异域学术眼光的杰作。2021—2022年间，高晞教授组织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理论、方法与史料”的系列学术线上演讲，演讲者为当下海外九位杰出医史学者，演讲内容代表了当下海外中医史研究最新也是最有学术力度的研究。对九场演讲的文本整理，加上吴章教授一篇论文，组成了这本《异域之眼看中医》。高晞在本书的导论中对这一背景作了介绍，并从视野与框架、理论与方法、史料的发现与再阐释等角度对本书各个章节作出高度凝练的总结。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研究视角，也就是说，从不同的方向看中医，才能看到不同的面貌，这正是书题中“看中医”的意旨所在。从书中每一个章节的题目也可以看出，域外学者对于中医的看法，与中国本土学者较为常规的研究理路不同，没有在文献、人物与理论方面斤斤计较，却看到了我们习以为常而忽视的事物。梁其姿对于食物与药物关系的关注、刘焱对中国毒药的阐述，以及冯珠娣关于中药五味的人类学考察，都跳出了中医药物理论的阐释思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对药之为“物”作出了疾病、身体、习俗等不同方向的解释。正如栗山茂久提出的中国医学史中存在“关键未知量”，人们总是喜欢规律性的事物，这些形成了我们的“习性”。习性之外的事物，虽然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其实仍是未知。梁其姿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医最大的特点在于选题的考究，但是她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学者需要在意题目与同行对话与比较的可能性，以期引发西方世界医学史领域的共鸣。

要之，借助他者之眼，往往可以打开更多问题意识，看到更多中国医学史中不太被关注的事物。徐源、罗维前编辑《劳特利奇中医学手册》涉及的论题之新、范围之广令人目不暇接；奥林热对于汉学家雷慕沙的关注将中国针灸带到19世纪的法国；罗芙芸认识到纳什维尔这个美国腹地的城市中针灸的多元业态以及不同解释方式；韩嵩关心古代医者对于掌诀的应用：这些鲜活而有生命力的学问，都带有一些非常规的特征。一如本书导论中所说：“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打破常规的认知是一场任重而道远的艰难历程。”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意识，也正是这些来自异域的演讲所带来的价值。提出问题、启迪反思，比提供答案更有意义。

此外，我还想提出这样一个反思：为什么这些尖锐的学术问题，能被异域学者提出？摒除海外学者的独到视角之外，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即中国学者对于中医传统理论或多或少的维护。近代以来，中医与西医之间一直存在着互竞短长与协同合作的张力，中医学者也常常处于一种自我辩护之中，这一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影响了医史的书写。吴章认为中西医之间互为镜子，自我身份的建构依赖于对方的观感，他者与自身互相切换的视角或许能够更好地看清历史。

这一组演讲的组织是在犹未走远的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期间，迭戈·阿穆斯叙述了历史上的大流行所带来的集体不安与不确定性，也提出大流行带给我们的教训与遗产。这些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历史担当远远超越了学术讨论本身。

原标题：《异域之眼看什么？》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本文作者：张树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