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刚被特赦就露出真面目：原来监狱中的积极都是装的

1964年冬，功德林监狱的操场被霜雪覆盖，几名战犯在寒风里踱步；其中一个颈脖僵直、眼神闪躲，他就是周养浩。那天点名前，他对值班干部露出恭敬微笑，口头汇报劳动心得，俨然“改造先进”。十几年后，这份殷勤被现实撕得粉碎。

时间得拨回到1959年，中央开始启动对国民党战犯的分批特赦。七次名单，总计五百五十四人，名单上既有杜聿明这种兵团司令，也有周养浩这样的军统法官。政策宽大，目的是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并且为和平统一台湾做铺垫。文件精神看似抽象，可对牢里的人来说却是“一根救命绳”。周养浩把这根绳子握得最紧。

他原先并非军校出身，而是毕业于上海法学院法律系。1932年留校刚满一年就被调往军法会，从此与法律条文为伍。七年后，他进入军统，戴笠给的职务仍是“法官”，负责审讯、定罪、拟判决。看似文职，却血腥异常；杨虎城将军遇害，周养浩就是签字执行的一环。多年后，法庭卷宗被翻出，鲜红指纹仍在。

1949年12月，云南起义。卢汉扣留机场运输机，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全部落网。陈赓赶到昆明，对三人做第一轮提审。能够说的，沈醉全说；半遮半掩的是徐远举；至于周养浩，他把“依法办事”挂在嘴上：“我是司法人员，只是奉命行事。”短短一句，把个人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每日审讯结束，三人被押往昆明看守所。沈醉悄悄对警卫说：“他俩都想飞台湾，嘴上不肯松。”果不其然，移监重庆时，周养浩突然暴起，朝沈醉挥拳，被当场制止。那次冲突后，他对外更加沉默，对内暗暗盘算：想活命，必须学会“积极改造”。

转入功德林后，评比制度实行积分制。交代历史、学习政治、参加体力劳动，每项都有量化。沈醉第一年就被标为“基本改造”，徐远举前两年处在“观望”，周养浩则是“落后分子”。1961年中央第一次特赦，一百零三人出狱，他不在列。此时他才真正明白：不拿出点“实际行动”，前景渺茫。

从那年起，这位昔日军统法官换上了另一副面孔。扫院子、抄文件、晚间学习发言，他样样抢着来。有意思的是，他的发言总爱引用《刑法总则》或《司法程序》，把“个人罪责”替换成“时代悲剧”。看守长提醒：“脱离人民，这些条文救不了你。” 话音刚落，周养浩笑：“虚心接受，坚决改正。”

1973年冬，徐远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身亡。传来噩耗那天，周养浩呆坐工棚，嘴里嘀咕：“他怎么就走了？政策多好。”人们以为他动了恻隐，其实他心里揣着另一笔账：少一个竞争名额，自己就更有戏。果然，1975年第四季度，最后一批特赦文件下达，周养浩名列其中。得知消息那晚，他提前把箱子收拾好，连夜整理《改造心得》三万字，递交监狱领导，字里行间恭维连篇。

十月初，北京入秋。离开功德林的汽车刚驶出正门，他朝车窗外挥手，神情淡漠。送别队伍有人打趣：“周先生，以后别忘了常回来坐坐。”他装作没听见，只在心里盘算下一站。中央宣布：愿回原籍者发路费，想去台湾者可协助联系。周养浩立刻递交申请：“愿赴台湾省探亲。”理由冠冕堂皇，骨子里却渴望依附蒋经国重入旧圈。

不到两周，答复抵京：台北方面拒绝接收。听完回绝信内容，他闷声坐在旅馆整整一天。翌日，他启程前往香港，在九龙租了间狭小公寓。期间他给旧日同僚、电台主持、律师所写了十几封信，无一回音。最后，他只能联系远在美国的女儿。女儿原本对父亲过往讳莫如深，还是在母亲劝说下帮他办了移民手续。

1980年初，洛杉矶候机楼，一位鬓发全白的老人拖着皮箱被海关询问。他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回答：“Retired judge.”嘴角勉强带笑。当年功德林的政治学习笔记，他全部塞进箱底，随身带走。从此以后，他在加州小镇院子里种花、遛狗，见邻居寒暄也避免提到过去。每逢农历除夕，女儿询问监狱生活，他总含糊其辞，只感叹一句：“能活着就好。”

1990年盛夏，他猝死在卧室扶手椅上，终年八十四岁。遗物里最显眼的是一本发黄的《宪法要义》，封面夹着1975年特赦证明。纸角折痕清晰，似乎提醒人们：他曾用这张纸换取自由，也在自由里暴露了自己。功德林时期的积极表态，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脱身戏码。当舞台换到现实，戏服骤然褪色，再没有掌声，也再无人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