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东吴都督吕蒙的一招“白衣渡江”,彻底改写了三国的基本格局。关羽大意失荆州,孙刘联盟宣告破裂,夷陵战火随之燃起,蜀国重创。白衣渡江堪称三国最成功的奇袭之一。但我们今天来聊聊一个有趣的历史假设是:如果此时东吴的统帅,不是吕蒙,而是十二年前英年早逝的周瑜周公瑾,他会不会,或者说,愿不愿意用这一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穿越回去直接问周瑜。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周瑜与吕蒙的根本差异,来进行一次严谨的战略推演。结论和你想的一样:周瑜大概率不会用“白衣渡江”。 为啥不会呢?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因为这条计谋,与周瑜毕生追求的宏大战略蓝图,从根本上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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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瑜与吕蒙:顶层战略的差异要理解他们的选择,首先要看清他们心中不同的“天下地图”和背后站着的派系。我们都知道周瑜的战略,是“二分天下”的进取蓝图。这在三国里作者已经说的很清楚。赤壁之战后,周瑜就向孙权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规划:他主张扣留刘备,吞并其部众;由他自己与孙权堂兄孙瑜一道,西取益州(四川),北联马超,而后与曹操南北对峙,最终争衡天下。这绝非一时兴起,他早已开始筹备兵马粮草。这是一个典型的攻势战略、全局战略,是周瑜版的“隆中对”。其视野是整个中国,荆州只是他西进路上必须控制,但并非最终目标的一环。在周瑜眼中,刘备集团是亟待消化或清除的潜在对手,曹操才是终极敌人。我们再来看看吕蒙的战略,吕蒙主张“全据长江”的守成方案。吕蒙对孙权的著名建言,核心是“夺荆州,全据长江,以保江东”。他认为,只要拿下荆州,东吴就能凭借长江天险,与北方形成稳固对峙。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守势战略、区域战略,其核心目标是保障江东基业的安全,刘备集团从盟友变成了占据战略要地的直接威胁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而曹操则是需要防范的北方强权。这两人,一个想下棋,一个想守家。格局与野心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对荆州的态度和手段,自然截然不同。二、“白衣渡江”的本质:一次极致的“战术投机”前面理解了战略角度的不同,我们再来审视“白衣渡江”这一计谋本身。白衣渡江这事绝非寻常军事行动,而是具有鲜明的吕蒙式特征:1、这一季高度依赖对手的“失误”:此计成功的前提,是关羽的极度傲慢与后方空虚,加上对手能够达到信任。它无法复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2、极强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军队扮作商旅,实为不宣而战的奇袭,虽有效,但在道义上留有“背盟”的鲜明污点,就如现在最热的“斩首行动”方案,有奇效,但真正的大国不屑于干这种有损国体的事儿,后遗症极大。3、战术凌驾于战略:白衣渡江计谋的核心目标是“夺城”,而非思考夺取之后,如何应对刘备的疯狂反扑与天下舆论的剧变。它解决了战术问题,但引爆了战略灾难。这就像抓了人家总统和夫人,战术上像是赢麻了,战略上输了什么呢?吕蒙能够干出这事,是因为他的战略目标就是“拿下荆州”。为此,他可以承受背盟的代价,至于之后的巨浪,那是之后的事。这就是极其的战略短视,也造成了他很快就领了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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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瑜的选择:阳谋压顶,不屑为之那么,如果周瑜在世,面对219年关羽北伐、荆州空虚的同一局面,他会如何决策呢?首先,我觉得他极可能不会让局面发展到此等地步。以周瑜的控制欲和战略主动性,他绝不会容忍刘备集团在荆州坐大,更不会允许关羽有机会率主力北上威胁曹操。他可能会在刘备借荆州时设置更苛刻的条款,或早早以联合行动为名,将蜀汉力量纳入自己的西进框架中加以限制。即便假设关羽北伐、荆州空虚,周瑜会偷袭吗?大概率也不会。理由有三:1、价值观的“不屑”:周瑜是典型贵族,是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当世儒将。他骨子里的骄傲,让他更倾向于在正面战场或宏大布局中击败对手。“白衣渡江”这种近乎诡诈的背刺,不符合他的身份与行事气度。他要赢,也要赢得很漂亮。2、战略成本的不划算:周瑜是战略家,看得更远。偷袭荆州,意味着与刘备集团彻底、永久地撕破脸。这将彻底葬送他“西取益州”的战略通路(需经刘备地盘或与其为敌),并让东吴陷入两线作战的泥潭。为了一城一地的短期利益,赌上自己“二分天下”的长期国策,对周瑜而言,是愚蠢的。3、手段选择的不必要:以周瑜的军事才能和当时威望,他完全有更“周瑜式”的选择。例如: “假途灭虢”:以援助关羽北伐为名,兵发荆州,行控制之实。正面施压:陈兵边境,以外交恫吓与军事威慑,逼关羽或刘备谈判,让出部分荆州权益。战略交换:以在淮南方向牵制曹军为条件,换取刘备在荆州问题上的让步。周瑜要的不是简单的占领,而是在不彻底撕破脸皮的情况下,实现对荆州的主导权,从而服务于他西进的更大目标。 他的思维是棋手思维,讲究布局与势的积累,而非赌徒式的孤注一掷,全是阳谋。
四、一次背刺如何改变了三国周瑜与吕蒙的对比,本质上揭示了东吴内部一条深刻而隐秘的战略路线分歧。周瑜、鲁肃(主张强联盟)是一脉,他们的眼光一直是在看向中原,将荆州视为跳板,心中是浩瀚的帝国梦想。吕蒙、陆逊乃至后来的孙权,是另一脉,他们将荆州视为屏障,心中是王国基业。周瑜的早逝,不仅让“二分天下”的宏伟蓝图戛然而止,也让东吴的战略方向盘,不可逆地转向了保守的“自保”轨道。吕蒙的“白衣渡江”,正是这条新路线下最激进、也最成功的一次战术实践,但它也将东吴永远锁死在了偏安一隅的历史位置上,顺便还把东吴锁死在“江东鼠辈”的耻辱柱上。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周瑜会用“白衣渡江”吗?当然不会。这不是计谋好坏的问题,而是雄鹰与守护犬视野的本质不同。 周瑜的格局,让他不屑于这样的“小道”;他的野心,让他不能承受这样做的战略代价。“白衣渡江”是吕蒙的杰作,也只可能是吕蒙的杰作。它精准地反映了执行者的战略局限与时代困境。而周瑜,那个心中装着更大天下的男人,注定会走一条更艰难、也更波澜壮阔的路。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们只能从这次推演中,遥想公瑾当年。最后,我想说,那谁,少干点那种吕蒙式激情抓人的勾当,一个大国搞这种下三滥玩意儿,有辱大国风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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