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七军军长张涛，叛逃投敌当上敌营长，建国后坦白，后来如何

1952年3月的一个阴冷早晨，湖南祁阳县委礼堂里挤满了人。三反五反运动检查会上，年近五十、头戴旧呢帽的张涛走上台，“各位同志，我有件事必须说明。”一句话掷下，场内顿时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这个被乡亲们选出来的老实村干部，竟然揭开了一段尘封十八年的军旅往事。

张涛原名张高寿，1904年生，家境穷苦。为混口饭吃，他十七岁就投了湘军唐生智部，算是旧军旅里最普通的“穷家子”。1926年北伐打响，他随军入武汉，靠一股子蛮劲打出了名气，被选去教导队深造，政治教官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黄克诚。黄克诚评价他：“人不高，骨头硬，肯下死功夫。”这番话当时在教导队里广为流传。

1929年底，黄克诚秘密离开武汉前往湘鄂赣，张涛跟了过去。次年春，张涛加入红军，任红五军五纵队八大队长，黄克诚是政委。大队在阳新打了几场漂亮仗，张涛却在一次夜袭中腹部中弹，被抬往后方休养。从此二人分手，一别数年。

伤未痊愈，部队已远去，张涛带着几十名伤残战士留在当地转为游击。他擅长小股夜战，抓住敌后空当，干脆利落。1932年，根据地扩张，游击队与邻近部队合编为红十六军，张涛出任副军长。组织交给他的命令很明确：守住通山到崇阳这条交通线，保证苏区粮道不断。

半年后，独立三师组建，叶金波担任政委，张涛升任师长。两人都是拼命三郎，一个冲锋在前，一个鼓舞士气，部队连下四城，声名大振。1933年底，三师扩编为红十七军，张涛为军长，叶金波任副政委兼参谋长。电文从瑞金沙洲坝发来，对二人连说三个“好”。

风头太盛，敌人忌惮。1934年春，数十个团向木石港压来。张、叶指挥阻击赢得首轮胜利，却因整顿队伍时间过长，未能及时转移。援兵突至，红十七军陷入重围，叶金波在掩护中弹被俘，几日后就地枪决。消息辗转传到医院里的张涛耳中，他面色惨白，自语：“轮到我，怕也活不成。”

前路一黑，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活法——脱离组织。张涛乔装普通伤兵混出阵地，投向了国民党第九十七师正规招募处。入营时连名字都改了，称“张寿高”。没人能把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兵同红军军长联系起来。他懂军事，枪法准，很快就带出一个号称“硬骨头”的连。几个月后升营长，仍旧低调，不蹚政治浑水，连胜负功劳表都少签自己的名字。

1949年秋，长沙和平解放，张涛所在部队仓促南撤。他却递了份“落籍申请”，辗转回到祁阳老家。土改动员会上，张涛积极帮调查地亩、分公粮，破旧军装上钉着一枚普通干部证章。熟悉他的乡亲常说：“老张能干事，没脾气。”于是推举他为村支书。

三反五反开始，上级要求干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张涛几夜未眠，终在那天早晨站上台。坦白材料送至省军区，很快摆到黄克诚案头。看完卷宗，黄克诚沉默许久，只留下一句批注：“查无出卖同志证据，处理应有度。”这句话决定了张涛的命运。

省里随后作出结论：张涛因战败逃离，未参与屠杀、未泄露机密，属错误严重但影响有限，免予刑事追究，撤销公职，原地监督劳动。乡里根据指示安排他退居二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每月给予基本生活补助。对外不宣传，也不遮掩。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张涛摇头：“那时枪顶着脑门，命算捡回，这辈子能安稳种地已经很好。”简短一句，却透着复杂滋味。此后十余年，他栽桑养蚕、修水渠，偶尔给民兵讲几堂战术课。1965年冬，张涛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六十一岁。祠堂灵位下，家属只刻了“张涛”二字，生平事迹未被大书特书，连营长头衔都没有提。

黄克诚在北京听闻噩耗，沉默片刻，说了两句简单话：“生死各有因果，愿他安宁。”随后吩咐湖南方面把剩余抚恤款发到张家。

张涛的一生跌宕起伏，少年投军，中年叛逃，晚年耕田。若论功罪，他确实负过责任；若论人性，他并未落井下石。历史留下的评价极为克制：曾任红十七军军长，因脱队转投国民党，建国后自动坦白，未遭重罚，归乡终老。涓涓数语，足够后人窥见那段不同寻常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