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名毕业生去广州工作，一天晚上被送到收容所，再也没出来

2002年12月25日深夜，天河公安分局里还灯火通明。会上被反复提及的，是即将开展的全市统一清查，“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用工证明者一律带回核查”，这是与会者抄在笔记本上的一句硬性指令。风声就此埋下伏笔，三个月后酿成惨剧。

跨年之后，深圳一家电子厂的平面设计师孙某某做出了跳槽决定。凭借在武汉科技学院学到的CAD与CorelDRAW，他拿到了广州一家服装公司的试用合同，月薪两千，比原单位略高。他很快辞职收拾行李，于2003年2月下旬抵达天河黄村，租下与成先生合住的单间，打算熬过三个月试用期后再搬近公司。

3月17日，广州降温，黄村街口的小食摊只卖出半锅牛杂。晚上九点半，孙某某抱着电脑包去附近网吧上网，打算将白天没做完的效果图传给客户。身份证放在住处抽屉，暂住证还没来得及办，这在外来打工者中并不稀奇。

十点五十七分，黄村路口出现临检岗，两名协警拦住孙某某盘问来历。听说对方既无身份证也无暂住证，协警直接把他递交派出所。孙某某争辩几句，被喝令闭嘴。值班记录里，“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稳定职业”三行赫然在列，原因不得而知。

十一点十二分，成先生接到室友电话。电话那头的孙某某声音急促：“我在派出所，你带身份证和钱，快点来。”短短十五个字，透着慌张。成先生拉上同事赶到黄村街派出所，却被告知“身份证也救不了，已列‘三无’”。大厅里有人交完罚款被放走，唯独孙某某例外，原因无人解释。

18日凌晨两点，派出所把孙某某连同百余名同样身份不明者送往收容待遣所。档案再度照抄那三句：无暂住证、无固定居所、无正当职业。凌晨五点，他在电话间向朋友匆匆求助，语速过快，出现结巴。朋友赶来却被堵在门外，理由是“手续不全”。

上午十时，孙某某以“心动过速待查”名义被转入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这座救治站前身是精神病院，一年前刚改建，院区狭窄，200名病人分散在数个“仓”。三区只有四名精神科医生，真正维持秩序的是身穿迷彩、手握警棍的护工。规则简单粗糙：护工发话，仓头执行，新人进仓先挨打。

18日深夜，身材魁梧且脾气暴躁的护工乔某嫌孙某某“太吵”，将他从201仓拖向以“打人”出名的206仓，并对仓头低声交代：“半小时后动手。”交班前，他又补上一脚，将孙某某踹得跪地。

零点三十分，仓头一声令下，八名所谓“正常人”蜂拥而上，拳脚棍棒朝孙某某招呼。有人后来辩解：“不动手就轮到我们挨揍。”监控室护士发现异常，护工上楼象征性制止，却被乔某一句“继续”喝退。

被殴二十多分钟后，孙某某抱被移至205仓，他已无力言语。护士记录显示，当夜他“睡眠六小时”，字迹潦草。20日九点，查房护士发现孙某某面色青紫、呼吸极弱，抢救十分钟宣告死亡。初步证明写下“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并备注“除脚趾外无明显伤痕”。

广州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推翻了这份证明：背部大片皮下出血，多处软组织损伤，死亡原因为“钝性暴力反复打击致创伤性休克”。

20日中午，朋友赶到殡仪馆，冷柜里推出来的遗体满背乌青。他们拿着工作证明、毕业证复印件，却已无处申诉。媒体披露后舆论哗然，调查组迅速介入。护工乔某及206仓七名施暴者被以故意伤害罪逮捕，三名管理人员因玩忽职守遭撤职查办，黄村街派出所两名值班民警受到行政处分。

这起事件促使广州对收容制度展开整顿。2003年6月，国务院正式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改行救助制度。孙某某的父母最终获得民事赔偿，但他们带回武汉的骨灰盒，无法弥补失去儿子的空洞。

那一串冷冰冰的表格数字——“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成为压垮一位青年命运的最后砝码；而一纸废止文件，也是在沉痛代价之后才得以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