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卖1800元的药给中国游客，工资只有650元

平壤的清晨带着一丝清冽。李薇站在涉外商店的柜台后，小心地抚平制服上最后一道褶皱。玻璃柜里，高丽参和安宫牛黄丸整齐排列，价格标签上一律是阿拉伯数字和“¥”符号——这里只流通人民币、美元和欧元。

店门推开时，带进了十一月的寒风。中国旅游团的喧哗声瞬间填满了安静的空间。

李薇的目光快速扫过人群，落在一位六十岁上下的中国老人身上。他与其他兴奋拍照的游客不同，安静地沿着柜台移动，偶尔俯身细看药材的纹路。

“同志，需要安宫牛黄丸吗？今天刚到的货。”李薇用中文问道，声音里带着朝鲜外事人员特有的柔和腔调。

老人走近，手指轻点玻璃：“这个，真的用犀角吗？”

“保证的。”李薇点头，从柜中取出一盒，“朝鲜产的，一直用真犀角。”

老人仔细端详着，半晌，从内袋掏出一个旧钱包。当他抽出三张百元人民币时，李薇感到自己的指尖微微发凉——这是今天第一笔大额交易。她接过钞票的瞬间，手指不受控制地轻颤了一下。

“要一盒吗？”她确认道。

“三盒。”

李薇眨了眨眼，迅速心算：18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她近三个月的工资。

包好药材时，李薇的手已经稳了下来。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在涉外商店工作的三年里，她见过中国游客用一沓人民币买走整柜高丽参，见过他们眼都不眨地支付7000元买一部在中国只卖一半价格的手机。

但每一次接触这些钞票，她的身体总会先于意识做出反应——指尖微颤，呼吸稍促。这不是兴奋，而是一种深植于记忆的紧张。

李薇想起七岁那年，母亲发烧三天，社区诊所开的药不见效。父亲连夜骑自行车到三十里外的黑市，用家里仅有的五元人民币换回两片退烧药。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有一种货币可以跨越制度的边界，在暗处流通，换取生存的机会。

“姑娘，你们每天经手这么多人民币，自己能用吗？”

老人的问题把她拉回现实。李薇微笑——那个训练过上千次、弧度刚好的微笑：“我们主要为外国同志服务。”

她没有说的是：涉外商店员工每月工资650元人民币，其中只有150元以现金发放，其余存入只能在外汇商店使用的“外币券”。她也没有说，昨晚邻居家孩子急病，她母亲悄悄来找她，问她能不能“借一点人民币”，因为黑市的进口抗生素只收人民币。

李薇把找零的20元人民币递给老人时，注意到钞票边缘有道小裂口。她下意识地从自己口袋里换了一张崭新的20元。

“这张更好。”她说。

旅游团离开后，商店重归寂静。李薇开始清点上午的营业额：12400元人民币，57美元。她将每张人民币抚平，按面额整理，残旧的分开放置——这些将被送回银行，而崭新的会留在柜台，供明天使用。

人民币在朝鲜的购买力，老员工曾告诉她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张百元人民币，在涉外商店是一瓶红酒；在黑市是一公斤牛肉；在普通朝鲜家庭，是一个月的口粮。

李薇想起去年冬天，她偷偷用攒下的300元人民币，在黑市换了一件中国产的羽绒服给母亲。母亲哭了，不是因为暖和，而是害怕——“被人看见怎么办？”

下午四点，商店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不是游客，而是一位常驻平壤的中国商人。他径直走向柜台，用流利的朝语说：“老样子，十盒安宫牛黄丸，要批号最新的。”

李薇点头，开始包装。商人靠在柜台上，闲聊般地说：“今天汇率又涨了，1比127。”

这意味着，如果她将工资换成朝元，能多换几千块。但她不会换——在朝鲜，真正懂行的人都持有人民币，就像战乱时期人们持有黄金。

“李薇同志，”商人压低声音，“上次说的那件事，考虑得怎么样？你中文好，形象好，我新开的饭店需要前台经理，月薪1500元人民币。”

李薇包礼盒的手停顿了一秒。1500元，是现在工资的两倍多。但她想起入职时签的协议：外事岗位员工，五年服务期内不得离职。想起父母骄傲地向亲戚介绍“我女儿在涉外商店工作”时的神情。

“谢谢，但我很满意现在的工作。”她说。

商人笑了笑，似乎早料到这个答案。他付款时用了手机——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移动支付，在这里却是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使用的特权。

晚班同事来交接时，李薇已经站了十个小时。她的腿微微发肿，但制服依然笔挺。

“今天怎么样？”同事边系围裙边问。

“卖了十八盒安宫牛黄丸。”李薇说。

同事吹了声口哨——这个动作是从中国游客那里学来的。

走出商店时，平壤已入夜。李薇没有直接去公交站，而是拐进了商店后巷的一家小杂货铺。老板娘认识她，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纸包：“你要的巧克力。”

李薇递过去20元人民币。老板娘仔细检查钞票的真伪，对着灯光看水印，然后才收下。这盒瑞士巧克力标价85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周的工资。是她买给妹妹的生日礼物——妹妹考上了外语大学，梦想是成为一名翻译。

公交车上，李薇望着窗外飞逝的街景。平壤的夜晚安静而有序，霓虹灯稀少，但主要建筑都亮着灯。她想起白天那位中国老人的问题：“你们自己能用这些人民币吗？”

能用，也不能用。它们能买到黑市的进口商品，能换取稀缺的药品，能存储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它们不能公开使用，不能暴露在阳光下，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事情一样，存在于官方话语之外的阴影地带。

李薇摸了摸口袋，今天发薪日，她领到了那150元现金。其中100元她会存起来——也许将来有一天，妹妹有机会去中国留学，这些钱会派上用场。剩下的50元，她明天会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三天后，商店又来了一批中国游客。李薇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位买了三盒安宫牛黄丸的老人。他这次独自一人，没有跟随旅行团。

“姑娘，还记得我吗？”老人微笑着走近。

李薇点头。

老人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那三盒安宫牛黄丸：“我回去查了，这些药效很好。我想再买五盒，送亲戚朋友。”

李薇帮他包装时，老人轻声说：“我儿子是医生，他说朝鲜的安宫牛黄丸确实用料实在。在中国，这样的药要贵得多。”

付款时，老人拿出了八张百元人民币。李薇接过，这次她的手没有颤抖。

“姑娘，”老人突然说，声音更轻了，“我多问一句——这些药，你们朝鲜普通人能买到吗？按本地价格？”

李薇抬起眼睛，与老人对视。她想起社区诊所里那些只有最基本药品的柜子，想起邻居为了一盒进口药在黑市奔波，想起母亲说“国家给我们保障，足够了”。

“我们有我们的医疗体系。”她最终这样回答，声音平静如水。

老人沉默片刻，点点头。临走时，他在柜台上留下一个小纸包：“一点中国糖果，给家人尝尝。”

李薇看着纸包，没有立即去拿。直到老人的身影消失在门外，她才迅速将纸包收进柜台下。

下班前，李薇在洗手间打开了纸包。里面不只是糖果，还有一张折叠的百元人民币，和一张小纸条：“给需要的人。”

李薇盯着那张人民币，这一次，她的手颤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那张轻薄的纸钞。她靠在墙上，深呼吸，等颤抖平息。

回到柜台，她把这张特别的人民币放进自己钱包的内层，与其他钱分开。这不是一张普通的钞票——这是一个跨越边境的理解，一种无需言说的共情，一个陌生人给予陌生人的微小善意。

月末总结会上，商店经理宣布：本月销售额创下季度新高，主要得益于中国游客对中药材的需求增长。李薇因为销售额突出，获得了一笔特别奖金——300元人民币。

散会后，经理单独留下她：“李薇同志，你工作认真，外语能力突出。下个月有个中国商贸代表团来访，你被选中参与接待工作。”

这意味着额外的津贴，更意味着一种认可。在朝鲜，能参与外事接待是一种荣誉。

那晚，李薇再次路过黑市巷口。一个熟悉的贩子向她招手：“有新到的中国止痛药，人民币结算。”

李薇摇摇头，继续向前走。她已经攒了足够多的人民币，但今晚，她不想把它们花在黑市。她想让这些钱留在钱包里，就像种子留在土壤中，等待某个更有意义的时刻破土而出。

回到公寓楼，李薇在楼下遇到邻居阿姨。阿姨急切地拉住她：“李薇，你那里还有人民币吗？我女儿病了，需要一种药……”

李薇沉默片刻，上楼取了钱包。她没有拿那张特殊的百元钞票，而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抽出两张：“先拿去吧。”

阿姨千恩万谢地离开。李薇站在窗前，看着平壤稀疏的灯火。远处，主体思想塔的光芒照亮夜空。近处，普通人的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继续。

她摸了摸钱包内层，那张特殊的人民币安静地躺着。在朝鲜，人民币的购买力究竟有多强？它能买药，买食物，买进口商品，甚至在某些时刻，买到一点希望。但它买不到制度的跨越，买不到公开使用外汇的自由，买不到两个国家普通人之间真正的连接。

那张微微颤抖的手接过的人民币，那张被珍藏在内层的人民币，代表的已经不只是购买力。它是一个普通朝鲜女子与世界之间那道狭窄缝隙中，透进来的一丝微光。

李薇关灯，躺下。明天，她又要穿上制服，站在柜台后，用训练有素的微笑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她的手或许还会颤抖，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颤抖中，已经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