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雨：美国新国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周边？｜IPP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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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2025年12月4日，白宫发布特朗普第二任期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显示，美国正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优先级重排，聚焦核心利益和重点投入，并将更多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及自身事务。与此同时，美国虽仍试图在亚太方向维持威慑力量，但更加强调成本可控以及盟友分担责任。

在对华竞争议题上，报告承认中美关系已演变为接近对等的大国竞争关系。相较以往侧重意识形态和阵营划分的叙事，美国正将战略关注点更多转向关键矿产、制造业回流以及科技创新等结构性议题。

美国的战略调整将对中美竞争格局及亚太地区力量分布产生何种影响？日本、东盟等区域行为体，又将面临怎样的战略抉择？

围绕上述问题，IPP评论于2025年12月末专访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终身教职）、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江雨。已发布的上篇访谈中，他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地缘政治布局思路；在本篇中，王江雨教授将进一步探讨美国战略收缩对大国博弈及亚太地区的中长期影响。

*上期详见：。

受访人

王江雨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

王江雨教授接受IPP研究员专访。拍摄：黄日升

IPP：如果美国的战略收缩趋势持续推进，您认为这将对中美关系以及整体国际格局产生哪些中长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改变大国竞争的形态？

王江雨：首先，就中美关系而言，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为中美战略竞争划定了“上限”。结合特朗普政府据此调整的政策走向，以及中国一贯坚持的发展路径、国家目标与长期温和务实的国际行为风格，可以看出未来中美竞争的基本框架正逐渐清晰：竞争不会被推向你死我活的零和对决。

中国始终强调自身战略重心在于国内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追求自我完善而非与任何国家展开殊死对抗。如果特朗普政府所奉行的竞争逻辑同样是通过竞争提升自身实力，而非以遏制或削弱对方为终点，那么中美关系大概率不会滑向全面对抗与结构性敌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竞争只会带来相互损耗，而无法产生真正的净收益，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都不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份报告虽然并未带来中美关系的根本性改善，却至少为战略竞争设定了可控边界。在当前国际局势中，这可视为一个谨慎但仍值得期待的积极信号。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于2025年12月8日发布的评估中指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与过去十年美国外交战略相比，在对中国的定位上已有实质性变化。图源：路透社

其次，从更宏大的国际格局演变来看，我认为这可能催生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态势：整个世界或将步入一个“板块化”的时代。美国战略重心向内收缩，意味着它将更坚定地固守北美基本盘；而在亚洲，随着美国力量与投入的相对缩减，中国必然获得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尽管中国未必会在亚洲取得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毋庸置疑，其作为区域内最主要力量的影响力将显著上升。当然，亚洲还有日本、韩国等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它们不会轻易接受中国的单一领导。然而，在美国影响力相对后撤的背景下，这些国家在区域内的战略回旋余地客观上将受到挤压。

据韩联社报道，1月5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韩商务论坛，并在致辞中指出，当前韩中贸易额停留在3000亿美元规模，亟需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图源：韩联社

未来，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很可能大致呈现出北美、亚洲、欧洲三个主要板块。至于其他广袤区域，例如非洲，则很可能成为各大国竞相施加影响的“边缘地带”或“博弈场”。需要强调的是，这三个板块之间绝非彼此隔绝，它们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层面仍将保持密切而复杂的互动。

在亚洲，许多国家出于平衡考量，会继续希望美国保持一定存在，美国也会借力这些国家延续其影响力。同样，中国也不会承认拉丁美洲是美国的排他性“后院”，必然会继续深化与拉美各国的合作。因此，在各板块之间乃至板块内部，将持续出现权力与影响力交织、重叠乃至竞逐的动态区域。

总体来看，过去数十年间由美国单一霸权主导、其力量几乎能够无远弗届覆盖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国际格局，恐怕已经难以再现。一个更加多中心、更趋板块化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成型。

IPP：在美国逐步推进战略收缩、调整对亚太投入的背景下，日本的战略处境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将如何影响中日关系，以及中美日三边互动的结构性走向？

王江雨：中日关系的长期演进深受日美关系的制约与塑造，从中国的战略视角观察，它确实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框架之中。但是，中日关系并非只是中美竞争的附属变量，它本身拥有相当丰富且独立的内涵，其复杂性、层次性和多重维度都远非简单的“中美关系派生物”所能概括。总体来看，这些独立内涵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经贸关系。中日两国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便形成了高度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双边贸易与投资往来持续深化，迄今仍互为极为重要的经济与贸易伙伴。即便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出现摩擦乃至紧张局面，两国经贸合作仍能保持相对稳定和活力，呈现出典型的“政冷经热”态势。

中国在制造业规模、市场容量与供应链体系上具有强大的综合优势，日本则在高端制造、装备技术、材料与零部件、管理经验等方面长期保持领先，这种结构性互补为双边贸易与产业链协作提供了基础。此外，区域经济架构如RCEP的生效，更进一步为中日经贸合作提供制度化保障与扩展空间。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不仅是维系双边关系的基本盘，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区域产业链稳定和东亚经济生态的平衡具有关键意义。即使面临外部压力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这一领域的内生动力仍然难以被轻易替代。

第二是历史问题。这一层面集中体现为日本在二战侵略历史与战争罪行上的反省态度争议。长期以来，中方认为日方缺乏真诚、全面和不可逆的反省机制且未真正直面历史责任：不仅正式道歉多为策略性、条件性的政治表述，而且日本国内仍存在否认或淡化侵略历史的政治势力与社会言论；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内容争议以及个别政要参拜行径，更被视作日本对历史问题态度暧昧的重要证据。

相对应地，日本社会内部则常有声音认为中国“过度纠缠历史”，甚至被一些政治力量叙事化为“外交筹码”。加之日本国内保守势力盛行的民族心态、文化传统与“自我受害者”记忆叙事，使其难以如德国般进行体系化、制度化、持续性的“去战争责任化”进程与社会性反省。

第三是领土与资源争端。这一层面集中体现为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纠纷，以及由此延伸至东海海域的管辖权与资源开发矛盾。钓鱼岛问题不仅关乎领土象征与国家主权，更牵动专属经济区划界、海洋权益主张以及海上战略空间等核心利益，因此长期以来成为中日关系中最敏感、最具爆炸性的议题之一。与此同时，东海油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例如围绕春晓油气田等区域的争议，则进一步复杂化双方在经济权益和海洋法理层面的对立。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十一地方本部（那霸）部长坂本清史郎近日发布声明，炒作渲染称，钓鱼岛周边局势日益严峻。图源：路透社

第四是地缘安全问题。双方在相当程度上将彼此视为地缘安全层面的潜在威胁。对中国而言，日本历史上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数千万中国人民伤亡，这段历史记忆构成了两国关系中的深层创伤。对日本而言，其在意识形态上长期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自视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因此在价值观与制度层面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矛盾。

此外，日本往往“以己度人”，鉴于自身在强大后曾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因而担心中国在实力增长后也可能采取类似行为，甚至对日本进行历史报复。这种心态与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空间中部分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相互激荡，进一步加剧了安全层面的互疑。

以上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日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结构，彼此之间相互牵动、相互强化，形成一种既难以彻底解决、又难以完全失控的长期张力格局。其未来的演变方向与激烈程度，仍需要我们持续跟踪与审慎评估。

日本在自身的战略定位上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它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将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于美国所主导的战略体系之中，主动融入并依附于美国的全球同盟网络，甘愿充当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前哨”乃至安全附庸。在军事部署、政策走向与对外战略上高度追随美国，尤其在以中国为对象的安全框架中，往往扮演配合美国、牵制中国的关键角色。日本在过去几十年间基本安于这一定位。

但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始终存在一股根深蒂固的思潮，尤以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呼声最为外显，即试图推动所谓“国家正常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重构军事能力、修宪扩大军力投射权，重新恢复其自认为理应具有的“世界强国”地位，乃至再度谋求区域事务的主导权。这种思潮在历史叙事、身份认同和国家愿景层面，带有某种“东亚领导权”甚至“旧帝国残影”的复燃想象，带有重构“大东亚共荣圈”式区域影响力的隐性冲动。

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使得日本在对华与对美政策上呈现出明显的摇摆与纠结：既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又渴望摆脱其战略管控；既希望通过与美国联手制衡中国获得战略优势，又不甘在地区秩序构建中永远处于附庸地位。由此形成的内在张力，使日本的长期战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也使中日互动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与不稳定性。

可以说，日本未来究竟是继续深度依附美国、还是寻求更大的自主空间，将直接影响东亚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平衡，其走向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据日本《朝日新闻》1月3日报道，高市政府与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正着手推动自卫队特有的职衔称谓体系接轨“国际标准”，以与各国军队保持一致。图源：新华社

对中国而言，处理中日关系必须始终置于中美日三方互动的大格局中加以审视与谋划，因为客观现实决定，日本迄今仍是美国印太战略体系中的关键支点，也是美国在东亚进行力量投射与战略联动的核心枢纽。

未来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趋势是：随着美国在亚洲逐步实施战略收缩，其在该地区投入的资源与关注很可能随之减少，这对日本而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风险在于，日本或将切实感受到长期依赖的美国安全保护伞出现松动甚至退潮；机遇则在于，日本国内主张“国家正常化”的力量可能借势推动国家走向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甚至试图恢复某种形式的区域主导角色，从而摆脱美国的深度约束。

正因如此，日本未来的战略走向不仅关乎中日关系本身，更会对中美日三方整体战略态势产生深远影响，各自都处于利益得失交织、风险与机遇共存的复杂局面之中。

从美国角度看，在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美国仍希望在关键地区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通过调控地区力量平衡来维护自身影响力。因此，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排斥中日之间存在适度的战略竞争，使其在无须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牵制两国的目的；但与此同时，美国也警惕中日走得过近，因为这不仅可能弱化其联盟体系的凝聚力，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被边缘化。这种矛盾心态本身就构成区域局势的重要变量。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不同战略走向意味着不同的应对逻辑。如果日本继续深度依附美国，那么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安全互疑等，将很难根本缓解，而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也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使中国面临更大外部压力。

反之，如果日本确实走向更大程度的战略自主，则有可能摆脱美国的部分制约，从而为双边关系改善创造空间，甚至为中日韩自贸区、双边自贸协定等因美国干预而受阻的议程提供再启动的契机。

然而，机遇并不必然等于利好。如果日本在推动战略自主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军事正常化甚至跨越核门槛，那将是中国必须坚决反对的局面。一旦日本拥核，东亚战略平衡将发生根本性动摇，中国不仅可能被迫面临极端艰难的战略抉择，还将承担极高的风险成本。要么承受巨大代价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结果难以预料，且可能导致地区局势全面失控），要么被迫接受一个核武装的日本长期存在于本地区，这将对国家安全和区域格局产生结构性冲击。

在这一问题上，现实可行的路径可能并非单方面施压，而是中美在特定议题上形成有限度、临时性的默契，即双方虽在其他领域存在竞争甚至对抗，但在阻止日本拥核这一关键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通过某种形式的协调或同步约束来抑制日本跨越核门槛的冲动。

据《朝日新闻》报道，获得高市重用的首相府安全高官近日匿名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赞同日本拥核。图源：新华社

中美日三边关系蕴含着难以绕开的结构性纠结与两难困境。对中国而言，关键不在于一味对抗或单向绥靖，而在于精准判断日本战略走向的变化，把握其国内权力与思潮博弈的关键节点，在大国博弈的结构之中为自身争取最大程度的战略回旋空间。

正因如此，我们现在之所以在面对日方挑衅时必须坚决回应、寸步不让，不仅在军事层面保持高压威慑，还要在经济制裁、外交谴责、国际舆论动员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其根本目的并非为了一时之气，而是要通过这场“关键较量”在战略气势和心理层面重塑中日力量对比的认知边界，让日本社会切实体会到：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中国进行正面对抗，不仅不会带来战略收益，反而只会招致实质性的代价与损失。这是一场关乎未来地区秩序构建的必要博弈，其目标是让日本明白，在新时期的亚洲力量平衡中，中国已经是无法被绕开、无法被压制、更无法被威胁的存在。

商务部1月6日发布公告，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如果日本社会逐步接受这一现实，中日关系反而有可能在较高层级上建立起一种新的、更具韧性的稳定框架。当前日本国内依然普遍存在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优越心态，仍下意识地认为自身在科技、经济、社会治理等方面领先中国——这种认知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作为“近超级大国”的形象真正全面浮现，是在2025年前后才得到全球普遍承认；这不仅对日本而言是认知上的巨大冲击，对整个国际体系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权力结构重塑。许多国家尚在适应、消化、重新定位，而日本的这种心理与战略调整，注定不会一蹴而就。

因此，中国当前的强硬姿态，某种意义上是在协助日本完成一次“现实校准”：不是为了羞辱或压倒对方，而是要让日本更清醒地认识国际格局的变化，摒弃对过去时代遗留的幻觉，从而在未来的互动中以更加现实的心态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一旦这种心理与战略层面的再平衡逐渐到位，中日关系就有可能从结构性对抗的裹挟中走出来，进入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博弈与稳定兼具的新常态。

IPP：在中美战略竞争长期化、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相对收缩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关系将面临怎样的新机遇与新约束？

王江雨：类似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当理想的阶段：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回想20多年前我刚到新加坡，可以说是东盟的经济中心，当时东盟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仅排在第六、七位，如今却跃升至第一位。

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对东盟市场的持续重视，也显示出东盟经济自身的快速发展和活力。东盟国家的产业升级、人口红利以及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其经济体量和市场潜力大幅提升，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和贸易的重要目的地和合作伙伴。

2025年10月28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图源：新华社

在政治层面上，过去东盟对中国抱有较多戒心和疑虑，尤其在南海等敏感问题上，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持观望甚至防范态度。然而，随着双方不断加深的高层互访、机制化的合作平台建设，以及“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倡议的推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认知逐渐趋于理性与积极。双方不仅在政治层面加强了互信，也在安全、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等多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形成了高度互联互通和政策协调的网络。

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深化不仅体现了经济互利，也表明双方在政治互信和战略互动方面已建立了更稳固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同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摩擦，也为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未来，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很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多边合作与区域治理的重要支柱，既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大国竞争带来的压力，也为区域内的长期发展和共同利益提供稳定保障。

展望未来，东盟能否在中美之间保持不选边、维持中立？东盟成立的初衷，正是希望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极，一个自主的区域性力量。它并不排斥与任何大国交往，其战略逻辑也很清楚：既然自身无法与大国抗衡，那就通过引入多方力量，让各大国在区域内相互牵制，从而保护自身独立地位。这就要求东盟对所有大国保持开放态度，并尽量站在中立立场，不与任何一方形成直接对抗。

对于相对较小的国际行为体而言，只要大国之间尚未陷入全面冲突，即尚未走到彼此决裂、准备开战或已开战的地步，保持不选边通常是最优策略。显然，东盟也在努力拖延到最后一刻，尽量避免被迫选边。

然而，这一策略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中美竞争的演进。如果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演变为最终摊牌、兵戎相见、你死我活，那么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东盟在内，都将被迫做出选择。幸运的是，对双方而言，全面冲突并不划算，因为这种零和搏斗可能导致双方损失惨重，甚至威胁区域稳定。即便是东盟这样的较小国家集团，也可能在冲突中被卷入并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保持有限竞争而非全面对抗，使得东盟维持中立的状态仍具有现实可能性，并且可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本期呈现专访视频部分内容，更多精彩内容将于IPP评论视频号持续发布，敬请期待。

对话王江雨：解读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五个特点（视频）

受访人

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

嘉宾简介：王江雨，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SSCI期刊《亚太法律评论》(Asia Pacific Law Review)主编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比较法学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共同主编、，并担任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UNCTAD/WTO）与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特邀专家。。在加入香港城市大学之前，他长期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并于2009年获终身教职。任职期间曾出任亚洲法律学院主任、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创始副主任，并担任剑桥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亚洲比较法杂志》（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共同主编（2012—2016）及执行主编（2016—2019），在亚洲比较法及国际法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

采访｜刘佳 IPP研究员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校对 | 刘 深

排版 | 周浩锴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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